裕固族的“七族黄番”与大头目

 闫天灵  

《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

摘要🧑🏿‍⚕️：作为裕固族全体的“七族黄番”定型于乾隆初，包括东部梨园营所辖大头目家🚺、杨哥家、五个家🏃、八个家🧑🏿‍🎄、罗儿家和西部红崖营所辖亚拉格家、贺郎格家𓀑，共计七个部落👩‍👦‍👦。裕固族大头目出自罗儿家。康熙三十五年（1696）率部归清的裕固族囊素（大头目）厄勒者尔顺同时就是罗儿家头目，因为是年清廷颁给该囊素令牌所示牧地与罗儿家牧地范围一致。此后大头目离开罗儿家👫🏻，在牛心墩滩新建大头目部落。部落平行分治和大头目一人总管是裕固族传统社会运转的两大支点，二者并行不悖。大头目派“摄政”常驻西部亚拉格家充当代表，在古佛寺边区建立曼台直属部落，是其行使总管权的重要表现形式。民国时期，由于“青马”介入和河西邻县影响🛤，大头目的总管权有所弱化🧑🏿‍🦲✊，但其权威仍遍及整个裕固“七族”🦋。

关键词👨🏼‍✈️🌐：裕固族 🐡🚥；“七族黄番”🫱🏼；罗儿家；大头目；总管权

    裕固族历史上向有“七族黄番”之说🧏‍♂️。但“七族黄番”所指前后有变化，作为裕固族总称的“七族黄番”究竟包括哪七个部落，目前尚无清晰结论𓀀。对于裕固族大头目的源出，前人多从裕固族头目皆姓“安”与“安定王”、“奄章（安帐）”对音的角度🫴🏽，将大头目视为明代安定卫“安定王”或罕东左卫创立者“奄章”的后裔🏄🏽‍♂️。这属于远推而非近察。大头目是清代康熙年间才出现的名称，大头目部落的出现又迟些🤸🏽‍♂️。这之前裕固族已分成“七族黄番”、五个摆眼🐿、罗儿家💪🏼、八个家等四部，大头目究竟来自这中间的哪一部，学界未见明确回答☢️。裕固族大头目素有“七族黄番总管”之谓与“宗旺（总王）大头目”之称，但大头目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其权力运行采取何种方式，这一问题前人虽有所探讨，但还不够深入。

    弄清“七族黄番”的构成🔔、大头目的源出及其权力状况，对于认识清代以来裕固族的内部结构和管辖方式很有助益。

一、定型于乾隆初的“七族黄番”结构

    裕固族于明正德、嘉靖间东迁入关后很长一段时期，一直被笼统地称为“属番”“属夷”“西番”，与周围的藏族（包括本土的和东迁来的）无有分界。万历四十四年（1616）成书的《肃镇华夷志》始称肃州北边的裕固族部落为“熟达”，与肃州南山藏族（仍称“西番”）部落渐有区分。裕固族被称为“黄番”，最早见于清顺治三年（1646）。是年四月初三日，甘肃总兵刘有实奏言🛢：“海上诸彝与黄黑等番俱接踵投见，职随宣告我皇上威灵而各番彝无不俯首称顺🐿。”甘肃总兵时驻甘州👩🏼‍🔧，刘有实所说“黄番”当指甘州南山的裕固族无疑。此后🩻，“黄番”一名逐渐成为对裕固族的专称。“黄番”系裕固族自称“撒里尧乎尔”“西喇尧乎尔”的汉语意译。“撒里”“西喇”在突厥语和蒙古语中都是“黄色”的意思。

    康熙时👨🏿‍🦲，甘州南山和肃州东部裕固族分为“七族黄番”、五个摆眼、罗儿家、八个家四大部。“七族黄番”（也称“黄番七族）即虎狼家叶赛🤝🫃🏿、白克代、丫剌儿🐎、云奔、黑宣布、乃满滚布🫱🏼、司千尊等七部落，住牧于红崖、暖泉二堡以南的水关口（今肃南县大河乡水关口）、黑河源（今大河乡松木滩）、榆木山（今大河乡窑沟一带）、绰哱口（今大河乡白泉门一带）、新墩子（今肃南县红湾寺镇营盘台子）🕺、石炭关（今大河乡石灰关口）及其以北的明海子（即东海子，在今肃南县明花乡）等地。五个摆眼，即五个巴彦（巴彦为东部裕固语🧎‍♀️，富人的意思），头目有尚世嘎、阿尔旦💑、右贴木🤸🏽‍♂️、登贴木，住牧于榆木山青圪搭🏄🏼‍♂️🧑🏻‍🏭。五个摆眼也称“黄番五族”。罗儿家分哈舍人、格家头目、八代部、蒙古弄等部🤦🏼‍♀️，住牧于半个山👎🏻、平顶、仄棱等地。八个家分滚布、白头目家、麦力干头目三部，住牧于哱啰口🧙🏼‍♂️、古木涧、牛毛山等地。

    “七族黄番”分布地域十分明确🏊🏽，北到榆木山♻、明海子，西到石灰关河🦸🏼‍♂️，南到八字墩，东到营盘台子，与以后亚拉格家、贺郎格家和八个家的分布范围基本一致。可见这时的“七族黄番”只是裕固族的一部分，同以后作为裕固族全体的“七族黄番”有明显区别。五个摆眼和罗儿家的住牧区则相当于后来五个家和罗儿家的住牧范围💂🏿‍♂️。罗儿家以东⏱，梨园河与黑河之间的牛毛山等地便是八个家的分布区。

    当时裕固族处于噶尔丹控制下，在祁连山北麓派有监督官和输税官，即麦尔根🥉、绰库兔🧫、滚布插罕👩🏿‍🔬、劳藏四兄弟和完布（噶尔丹的圈头🩷，即输税官），号称“五虎”。他们插帐于哱啰口外（今肃南县康乐乡马场滩一带）⛷☃️、红土坡（今肃南县大河乡红土坡）、摆大川（今大河乡原大岔牧场）🚥、拜浪河（今大河乡野马坪一带）和草大坂（今大河乡错沟达坂）👨🏿‍🦲🧻，尽系草丰水美和交通枢纽之区，与“七族黄番”等四部混居在一起🥊。走廊南山以南的八字墩🙆🏻、野马川则是青海和硕特部衮布台吉的牧地👳‍♀️。受准噶尔的操纵🧚🏿‍♂️，裕固族与清朝处于对立状态👰‍♂️，经常袭扰边内农庄，对河西走廊的安全造成威胁🎫。康熙三十五年，清军取得昭莫多之战的胜利，噶尔丹大势已去，率残部退往哈密以北🖐。河西清军乘势收捕了驻在裕固族地区的准噶尔官吏，将裕固族及马蹄寺藏族（时称西喇古尔黑番人，即民国时期的马蹄寺东南十四族、今肃南县马蹄乡藏族）纳入管辖之下。康熙三十五年九月戊辰尚书图纳奏报：“臣等往甘州，详查噶尔丹征赋之西喇古尔番人……宣谕皇帝仁德☘️，告以剿灭噶尔丹之故🤸🏿‍♀️☄️。西喇古尔黄番人大头目厄勒者尔顺等、黑番人大头目喇咱噶卜楚等🏂🏼，俱大欢悦，率其下次等众头目来降。计西喇古尔黄番人大小六千七十九口，黑番人大小一千一百六十九口。及噶尔丹下管辖番人坐征赋税之厄鲁特达尔汉寨桑布尔奇♉️、寨桑塞稜丹巴等……男妇大小共一百七十九口，亦率之来降。上三项人共七千四百二十七口。”“西喇古尔黄番、黑番人数甚多”，准许留居原地，噶尔丹所遣之人，派官“从驿解京”👩🏽‍🏭。这说明裕固族归清后👩‍🦱，其地未留居准噶尔蒙古人🤒👧🏻，明代关外东迁卫众仍为裕固族的基本成分。

        乾隆初，裕固族构成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四大部诸小族演变成整齐的新七族🅰️。《重修肃州新志》［乾隆四年（1739）成书］载：“黄番🦘，本师喇国🗿。今在肃镇界者有七族，设有正副头目。”此处肃镇界有误🫱🏽，正确的说法应为甘🏘、肃镇界。“黄番”归肃州镇管辖者为高台红崖营二族，该书“高台县第六册”有详录。另外五族即甘州梨园营都司所辖五族，该书因隔界未收🖋。梨园营五族情况最早见载于乾隆四十四年成书的《甘州府志》🧎🏻。但《重修肃州新志》和《甘州府志》均只见头目名而无部落名🏙。部落名形诸文献已到清末👏🏽👳‍♀️。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书的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载录了大头目家、羊戛家（即杨哥家）、五个家、八个家2️⃣👇🏻、罗尔家等五个部落的名称🧡。光绪《甘肃新通志》据《辛卯侍行记》给《甘州府志》所载梨园营五部落一一配名🙋🏻‍♀️，属于倒推历史👳🏽，了无新意🧝🏿‍♀️。可以肯定的是🫸🛩，亚拉格家🏮🦹、贺郎格家（红崖营所辖二族）作为新部落名在乾隆后期已经使用👩🏼‍🔧。《创建经窑寺记》（乾隆四十九年立碑🤶🏿，高台县附学生员许登朝撰文）有“呀喇嘎四法台名纳昂落布藏”“乾隆七年而佛身复出于虎狼嘎族”等语，可知此时呀喇嘎族（即亚拉格家）🏌🏻‍♀️、虎狼嘎族（即贺郎格家）已是熟知熟用之名😲。按照东西一理的原则💆🏿‍♀️🧑🏼‍🦱，东部梨园营五族此时也应当都有了专门的部落名。裕固族部落名冠以“某某家”属于汉语习惯，康熙时就有罗儿家、五个家、八个家等裕汉合璧之名，可见当时裕汉联系之紧密👨🏼‍🚀。

    由上可见，自乾隆初一直到民国时期🌼，东部大头目家🏣、杨哥家、五个家🤐、八个家、罗儿家五族🧜🏿，西部亚拉格家、 贺郎格家二族构成的“七族黄番”就是裕固族的基本结构🚵🏼‍♀️👩🏽‍💻。这一结构持续时间很长，较为稳定，流传广泛的“七族黄番”“七族黄番总管”等说法都是就此概念而言的。

    洎乎清末🥷🏽，随着部落分化♐️🤦🏿‍♀️，裕固族的部落数达到十个🙇🏻‍♀️🌩。发生变化的是梨园营部分。1907—1908年之交，芬兰考察家马达汉（Mannerheim，旧译曼内海姆）造访裕固族地区。他记录了裕固族所有部落的汉语和裕固语（原文作尧乎尔语）名称。属于梨园营的有八个，汉语名称分别是五个家、八个家、罗儿家🫵🏼、四个马家、十五个马家、十一个马家、八个马家、曼台家。裕固语名分别是巴颜塔布鄂托克🥀、奈曼鄂托克、戈尔克鄂托克、多本kolma鄂托克（或杜本kolma🖕🏼，意为四个马）、西盖道鄂托克（或哈尔班塔布golma☠️，意为十五个马)🧑🏽‍🦳、杨哥鄂托克（或哈尔班讷根golma，意为十一个马）、奈曼（golma，意为八个马）鄂托克、囊索（素）鄂托克。

与旧有“七族黄番”相比，可知四个马家、八个马家和曼台部落为新增部落。曼台部落出自大头目家，目前已十分清楚。四个马家和八个马家的来历则存有争议。1947年4月甘肃省第六区专署视察孙振林在关于裕固族的调查报告里说🏄🏿：“四个马家原与罗儿家同属一族，嗣后虽由罗儿家族划出🥡，但该族无头目，仍受罗儿家族头目之管制。”《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则说🥕：“阳各家（即杨哥家）💁🏼‍♂️、四个马家原为一族𓀑，正头目管阳各家💂🏽🖊，管四个马家者为副头目。”八个马家，高自厚认为与八个家同源，其他学者则无此见。

根据文献记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查🕘，四个马家和八个马家的来源是可以弄清楚的。马达汉所记裕固语名中的kolma和golma其实都是汉语“个马”的音译👵🏼。可以看出，以纳马数字命名的有四个马家🌤、十五个马家、十一个马家和八个马家。十五个马家和十一个马家另有裕固语旧名西盖道鄂托克和杨哥鄂托克🙊。四个马家和八个马家的汉语与裕固语名同为纳马数字，显得很特别。原因在于这两个部落是新生的，无有旧名🙆🏻，遂径以纳马数为名。四个马家和八个马家的纳马数共计12个🐱，加上杨哥家的11个，合起来是23个，正好与《甘州府志》所记正头目纳卷缺吉所在部落纳马23匹相合🍪。比对《辛卯侍行记》和临泽县保存的清末《梨园营所管山场住牧黄番清单》📛，可知纳卷缺吉所在部落正是杨哥家👩🏼‍⚕️。据此可推定四个马家和八个马家都是从杨哥家分出来的，这与1958年裕固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所说一致。“今日就裕固族整体而言，计有七个部落🏋🏼‍♂️，人皆称为‘七族黄番’。所谓七族🦵🏻，计有大头目家、东八个家（包括九个大板、四个马家🏃‍♀️‍➡️、杨格家）◻️、罗儿家👩‍🦽、八个家（即西八个家）、五个家、亚那个家（包括东海子）、贺郎个家（包括西海子）。”尽管总分名称有异🌽，已不妨杨哥家、东八个马家、四个马家本属一个部落的事实。未分化之前，该部落中心地在大牛毛山（即东牛毛山）。分化后🤏🏽，占有大牛毛山的是东八个马家🏈，因此以东八个马家作为总名也说得通。但据文献记载📬，应以四个马家和东八个马家从杨哥家分出说为准确。由此可知🧣，四个马家与罗儿家无关，东八个马家亦与西八个家无涉。

        民国时期，也有以梨园营七部落为“七族黄番”的👷🏻。1934年12月陆军第一百师师长马步芳颁给曼台部落正头目嗦唵阿什旦的执照，开头语便为“案据甘州梨园七族黄番蔓台族正头目嗦唵阿什旦👩🏼‍🎤🕘、副头目贯布铁什旦……等禀称”。1941年8月临泽县县长章金泷给甘肃省府的呈文也说🦫🧑🏽‍🦱：“居于祁连山之北麓者👨🏼‍🔬，系古西剌古尔黄番，乃蒙古裔🌏，分为七族🏄🏼🤞🏻，即罗尔家、五个家、东八个马家、西八个马家⇨、羊角家、四个马家、大头目家是也。”《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甘肃七区纪要》称这七族为“黄黄番”，而称原红崖营所辖亚拉格家、贺郎格家二族为“黑黄番”。1943年临泽县南山“七族番民”代表孟金良、安治民、安立德等呈文临泽县府称：“番民等历世游牧所居之地👩‍🎓，统称黄番七族牧地。”这些说的都是梨园营所辖各族👩🏼‍🦳，只是裕固族的一部分🧜‍♂️，不能与上揭作为裕固族全体的“七族黄番”混为一谈。

    在1942年以后裕固族管辖改制引起的纷争中，尽管各部落对划归何县管辖意见有异，但对于裕固族“七族”是一个整体的认识是一致的。传统“七族黄番”结构仍存在于裕固��人的意识深处♟。1946年9月🍻，亚拉格家头目安进朝🈴、八个家头目安扎喜拉等呈文甘肃省府，要求裕固族各部落统归高台管辖时说🤹🏻：“查祁连山一带藏民之世居区域，在风俗习惯上不可分割者有七族✌🏼，曰大头目家⇢，曰样个家，曰牙拉个家，曰贺狼个家😉，曰八个家🦹🏻‍♂️，曰五个家，曰罗儿家🤾🏻。多年来互通吊庆🦶🏻，相依为命。”1947年4月3日🫥，亚拉格家头目安进朝要求裕固族一致归张掖管辖时说：“查黄番七族区域内辖大头目家、东八个马家、罗儿家🧑🏽‍⚖️、西八个家🐉、五个家、牙喇个家、虎狼个家𓀕，是为七族。从张掖南山经过临泽、高台县境为止，整个为一区域🙍🏿，绝对不能东划西归。”可见🏋️‍♀️🧍🏻，定型于乾隆初的“七族黄番”是一个标准概念，很有影响力。即使裕固族发生了部落分化，这一概念仍被广泛使用。

二🩵、出自罗儿家的大头目与大头目部落的创建

    大头目和大头目部落皆不见于《秦边纪略》。最早提到裕固族大头目的是前揭康熙三十五年尚书图纳的奏报。他明确称西喇古尔黄番人大头目厄勒者尔顺🌯、黑番人大头目喇咱噶卜楚，称其他头目则为“次等众头目”，说明当时已有大头目一职。这同1958年的调查资料是一致的🧔🏿‍♂️。据传说🥶，裕固族“清朝康熙年间投降了清政府，那些时候就有了大头目🦹🏻‍♂️、正副头目的名义”。但大头目是谁？出自哪个部落👩‍⚖️？史料并无明载👨🏼‍🦰。《秦边纪略》记录了许多部落和头目名，但未明言谁是大头目🔪。据该书所描述的情况推断，最有可能成为大头目的是五个摆眼和仄棱罗儿家的头目。五个摆眼最富有⛹🏻‍♂️👨🏽‍🔬。其所居青圪搭地方，“在牛毛山北🙅，榆木之南山也。地多溪涧深泽😝🤛🏽，凡黄羊、青羊、沙狐®️、兔、鹿之属皆聚焉。黄番五族享其利而聚族于斯……故青圪搭之黄番富于他族矣”🅿️。仄棱罗儿家头目地位最高，因为“其目之妻嘎尔旦之妹也”🪸。“仄棱，在青圪搭西南🧝‍♂️，榆木山之南山也🤷🏼‍♀️。黄番皆臣服金山（指准噶尔），独仄棱以姻亲不与焉📮，故黄番咸倚重之。沿山之夷📊，强者与之交欢🧏🏽‍♀️，弱者事之惟谨矣”🧑🏼‍🏭。噶尔丹时乃准噶尔蒙古之霸主🧜🏼‍♀️，能与噶尔丹之族结亲🧑‍🚀，边人当企羡不已🌄，更何况娶得噶尔丹之亲妹哉🧚🏼！能娶噶尔丹之妹者肯定是裕固族头领中之最大者🦉。可知大头目必非仄棱罗儿家头目莫属。

    仄棱罗儿家头目与噶尔丹之妹成亲，单从辈分来推，不会在噶尔丹掌权之后，而应在此之前其父巴图尔珲台吉与顾实汗携手东征青海却图汗之时🫷🏼。日本卫拉特蒙古史家若松宽曾提出巴图尔珲台吉主宰了1637年卫拉特对青海的远征，“顾实汗则受其旨意🏋🏿，胜利之后留居青海”。此说虽并不见得正确，但能够说明巴图尔珲台吉在远征青海时是很主动的👨🏽‍🏭，并不依附于顾实汗。崇祯十二年（1639）甘肃巡抚刘镐报告甘肃镇之危局时说，“大古什挟赏于西宁，章木素时发于庄阿，革定🪰、歹成出没于镇靖，巴兔往来于洪高👨🏻‍💻🎿，黑炭窥伺于清肃，南北东西，无处无虏”。此处的巴兔指的就是巴图尔珲台吉，大固什指顾实汗🪪。巴图尔珲台吉往来的洪水（今民乐）📲、高台一带南山🥷🏽🏊🏽，正是裕固族和马蹄寺藏族的分布区。裕固族和马蹄寺藏族很可能此时已被巴图尔珲吉纳入管辖。从裕固族服属于准噶尔来看，巴图尔珲台吉的确是分享了远征青海的胜利果实的☮️，青海不能说完全归顾实汗所有。康熙十八年噶尔丹准备进攻青海时就说过：“惟西海向系我祖与伊祖同夺取者，今伊等独据之💁，欲往索取👺。”这应当是事出有因，而非空口妄言。据俄文史料，巴图尔珲台吉远征时“还去过中国边境（指清朝辖境）🚳，但不是为了作战。中国人给珲台吉以建造城市的八名工匠”。巴图尔珲台吉建造的是石头城，在今天的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巴图尔珲台吉往来于洪水、高台，因此他获得清朝工匠（石匠）的地方很可能就在甘州或肃州农区。这也可作为他取得裕固族地区之一证。巴图尔珲台吉在裕固族地方派驻代理人🧑🏽‍⚖️，同时将其女嫁给裕固族的大头目以示笼络。巴图尔珲台吉之所以看重裕固族👋🏿，一是因为裕固族操蒙古语和突厥语两种语言，与卫拉特蒙古语言相通（卫拉特蒙古长期与突厥语族的哈萨克🧏🏼‍♀️、维吾尔等族相处，对突厥语并不陌生），便于沟通🐦‍⬛。二是裕固族部落多🚗，又是一个整体📄🧘🏽‍♀️，战斗力强。《秦边纪略》坦言“黄番最强悍，视黑番蔑如也”。三是裕固族处于青海与河西大道之间，山内地形开敞👲，“坦然渐夷”，畜牧繁衍🙋🏻‍♀️，战略位置优越。河西走廊南北皆蒙古，准噶尔控制了裕固族地区，不啻在南北蒙古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里紧靠河西重镇甘州，还可藉以刺探关内动向🌇🤸。正如梁份所言🧖🏽‍♂️，住在裕固族地区的准噶尔之人，“或曰是嘎尔旦耳目所寄🧬，或曰为纲罗人物🧖🏿‍♂️🕯，岂特圈头哉↙️！”

    梁份《秦边纪略》成书于康熙三十年，下距康熙三十五年裕固族归清仅5年🛖。按时间推断🙆🏼，率部归清的“西喇古尔黄番人大头目”厄勒者尔顺应当就是娶噶尔丹之妹的仄棱罗儿家头目🈴。厄勒者尔顺归清后，陕西提督李林隆旋即发给住牧令牌（相当于草原执照）👰🏼‍♂️。1907年马达汉在裕固族大头目诺布仁钦家里见到了这一令牌原件并拍照存留。令牌全文如下：

    提督陕西等处地方军务总兵官都督同知李🤸🏽‍♂️，为番目效顺给牌🦹🏽‍♀️，以便约束部落看守地方事：照得梨园堡地方住牧番目囊素，向被嘎尔旦胁从添巴👩🏻‍🔬，今嘎尔旦已经剿灭🧙🏻‍♂️，而属番穷苦，久遭荼毒。钦差刑部尚书图，檄饬该目所插帐地方四至分晰明目（白）🫴🏿，咨行总督川陕部院吴，查住目（牧）地界东至色尔河🦻，西至东柳沟，南至昌干河，北至大河。准行护理甘肃布政司巡抚印务郭暨本提督会临抚绥，囊素闻召即至，倾心嘉归，诚其效顺👡。面加赏赉外🔕，合行给牌🧳🙆，嗣后耑隶版图，毋得疑贰，钤束属番⚫️，看守疆界，不得潜通彝鲁，盗窃牲畜。如有□□觉察及番族不听约束，勾引生事者▪️，许禀明所在官司详报捕剿。尔等务体朝廷柔远至意，各安职业，恪遵奉行🤹🏿‍♀️。须至牌者。右牌给番目囊素。准此🧘🏿‍♂️。康熙三十五年七月 日。

    该令牌是发给梨园堡地方住牧番目囊素的。囊素又作囊索、昂锁👩🏽‍🦳，是藏语Ngangso之音译，地位在千户之上。该词常见于清初对于甘青藏区土目的令文中，可知囊素是比小部落头目更高一级的头目😀。如康熙元年康熙帝给青海蒙古诸台吉的蒙古文敕书中提到西宁🙆🏽‍♂️、凉州🧎🏻‍♀️、甘州、肃州边外许多“番部”，称西纳🦹🏻、申中等大族的首领用囊索（素）（langsu）🖼，称甘州地方二十六个西番族等小部落的头领则用“头目”（kmün）一词🏩。可见，这个受牌者囊素显然是专指裕固族（即西喇古尔黄番）的大头目。20世纪以来的调查都有大头目被称为“宗旺大头目”和在清朝康熙年间“得到‘宗王’地位”的说法。但文献史料无此记载🚣🏼。“宗王”很可能是囊素（langsu）一词的汉语意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王”🦸🏻⛔，与大头目、总头目其实是一个意思。

    令牌所示囊素住牧地四至远小于裕固族总住牧范围，似与他作为裕固族大头目的地位不相称。东至色尔河🈳，西至东柳沟，南至昌干河👨🏽‍💼，北至大河🤶🏻，正好与民国时期罗儿家的牧地一致。《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对罗儿家牧地四至的记载是👨‍🦼：“东起石窑河，西至白大板🤪，南至石板桩，北至梨园河🏙。”石窑河就是色尔河。“色尔”是藏语，金子的意思，形容草原非常好🔋，今康乐乡赛鼎村即得名于色尔。石窑河东距赛鼎村不远，“石窑”很可能是色尔的汉语变音。白大板是东柳沟右岸的一座高山😦，和东柳沟在一个地方。石板桩，对照原青龙乡（相当于罗儿家的范围）地图应当在大长干河以南附近🐱，这里是罗儿家与杨哥家的分界点。梨园河就是令牌里的大河。据此可确信令牌所示牧地是指罗儿家的牧地。这样便出现了人与地的不统一：人是裕固族的大头目，地却是罗儿家小头目的👠。要解开这一悖论，答案应只有一个：大头目同时就是罗儿家的头目（正头目）。由此倒推，也可佐证说明娶噶尔丹之妹的仄棱罗儿家头目就是裕固族的大头目。这个人就是囊素，就是厄勒者尔顺。据此可断定，裕固族的大头目出自罗儿家。

    高自厚在清朝理藩院档案中发现一份残卷，记载有裕固族历辈大头目的名字。他说首任大头目的名字字迹很不清楚，像是“色尔”。首任大头目肯定就是康熙三十五年率众归清的厄勒者尔顺。但这个名字与色尔不一致🦶🏻，也与令牌上的囊素不一致。明明是一个人，何以有三个不同的称谓？原因何在♒️？囊素可以判定是以官名代人名。黄番人囊素是唯一的➡️，人人皆知囊素就是指仄棱罗儿家头目厄勒者尔顺🖤👨🏼‍💼。厄勒者尔顺与色尔的差异，很可能是前者在人名前加了部落名。罗儿家，东部裕固语叫“高艾克”，西部裕固语叫“石格阿娜”，意均为两个母亲。高艾克又作“戈尔盖”，罗儿、厄勒都是其转音。厄勒者尔顺即厄勒族（罗儿族）的者尔顺。色尔为“者尔顺”之另音。这一推测可用图纳奏报中提到的西喇古尔黑番人大头目喇咱噶卜楚一名来印证。喇咱噶卜楚是马蹄寺藏族的大头目，他的名字也是部落名加人名的结构。喇咱是部落名👫🏻，噶卜楚是人名。喇咱族在明代张雨《边政考》［嘉靖二十五年（1546）成书］中作剌咱族。剌咱族住牧于甘州洪水匾都儿宁番山口👨🏻‍⚕️，头目把定结思冬等👱🏼，部落男妇2930名口，是当时甘州南山番族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部落。查《边政考》“甘州山丹图”🎮，剌咱族的准确牧地在洪水堡以西的大小老观墩、团山儿、鹿沟墩一带👊🔰，西接慕化墩（在今小都麻口）🍔，位置正好与今天马蹄乡的大泉沟村（原大泉沟乡）相合。新中国成立前，大泉沟南城子头目一直是马蹄寺东南十四族的大头目（总头目）。可知图纳所提到的黑番人大头目即剌咱族头目无疑🪲。喇咱噶卜楚即剌咱族的噶卜楚，与厄勒者尔顺即厄勒族（罗儿族）的者尔顺是一个道理📰。

     康熙三十五年令牌1907年发现于大头目家，此时大头目早已离开罗儿家草原，在康隆寺附近的牛心墩滩草原上成立了新的大头目部落🧑🏼。前揭“七族黄番”结构形成不晚于乾隆四年，这也是大头目离开罗儿家的时间下限。可以肯定，离开罗儿家另建大头目部落的是厄勒者尔顺本人或其直系子嗣🧐。康熙三十五年发给厄勒者尔顺的令牌一直保存在大头目家里就是明证。1915年🙅🏼，甘肃提督焦大聚给裕固族大头目及梨园营所辖各部落头目集体换发新执照👳。照文曰：“照得提属所管梨园堡地方住牧黄番总头目贯布什加🧑🏿‍🦱、正头目贯布谢什旦……等，今将原领前清康熙年间住牧插帐地方执照一纸，禀请更换民国执照前来🧑🏻‍🔧。”这里所说原领前清康熙年间执照一纸🪺，指的就是马达汉见过的那张康熙三十五年令牌☘️。因为这份令牌是马达汉“有幸看到的唯一一份文件”。很可能康熙三十五年以后，清廷再未给大头目换发令牌🥽。大头目所执令牌的唯一性可证明后世大头目与康熙三十五年罗儿家头目兼大头目为一脉相承。

    大头目是怎样从罗儿家分出来的，目前尚未发现相关记载。康熙三十五年裕固族归顺后📅，与朝廷的关系未发生反复👨🏽‍🍼，分布格局总体保持稳定。据现有史料推断👁，裕固族很可能在噶尔丹之人离开后不久便进行了部落重组。前面提到噶尔丹之人麦尔根四兄弟及噶尔丹圈头完布在哱罗口外🪳、红土坡、摆大川、拜浪河🕵🏼、草达板等地，他们被押送京师后👈🏼，腾出来的草原便归裕固族所有🦪。拜浪河、红土坡、草达坂被亚拉格、贺郎格二部落分有🕐，摆大川归八个家。在哱罗口外的牛心墩滩🙉🥯、马场滩等草原上则新成立大头目部落。组成该部落的不仅仅是罗儿家的人，其他部落也参与了。据1958年的调查🧑🏽‍🎄，大头目部落“解放前有二十多户🫔，人口较少🍒。据说，这些户是从其他部落迁来的。有的是从亚拉格家、贺郎格家专为大头目支差、放牧而来的青壮年🏌🏻‍♂️，定居后形成部落，并学会了恩格尔语（即东部裕固语）”。

    大头目之所以要在牛心墩滩新建部落，一方面是其权力的自然延伸👶🏼，借以填补准噶尔之人退出后的真空，另一方面也因这里紧靠梨园堡，便于跟主管衙门进行联络，或者说是便于清朝官府控制🥑🧙🏿‍♂️。大头目家牧地，“东起石嘴子📥，西至三岔河口🪮，南至拉盖达板，北至大磁窑板”，西𓀂、南两面与四个马家☎️、东八个马家相邻，东、北两面与张掖、临泽两县的西洞🌃、甘峻👦🏃🏻、梨园等农区接壤。据1942年调查，大头目家共有52户212人👨🏿‍🎨。羊4400只，牛121头，马33匹，耕地1600亩，汉民租户10户。人口数和拥有的牲畜数量在当时九个部落中处于中下水平。

    大头目家除牛心墩滩本部外🌉，还在古佛寺（今青海省祁连县黄藏寺）和亚拉格家拥有两个特殊的直属小部落——曼台部落和摄政部落（又作谢金部落）💻。大头目家原来交纳15匹官马时🥽，曼台部落和摄政部落各要分担1匹。每年正月初一，两小部落的头目要给大头目拜年。这是大头目部落与其他部落的一个重要区别👐🏻。

    大头目与其他部落头目在草原占有、头目承袭👩‍👩‍👦‍👦、贡马交纳等重大事权上是平行分治关系😶📞。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说裕固族有七族，设有正副头目，可知很早就实行头目分治🕺🏿。大头目家只占有裕固族草原的一部分，这从康熙三十五年令牌即可见出。此时大头目在罗儿家，大头目的草原只是罗儿家一个部落的草原。大头目离开罗儿家新建自己的部落后，其草原也另有界线，与相邻的四个马家✊🏿、东八个马家划然有别。1915年甘肃提督换发草原执照，大头目的名字与梨园营所辖各部落头目的名字一并开列🌏👩🏼‍🎤，表明大头目并无支配裕固族全部草原的权力。各部落的草原执照也是分别发给的。1958亚拉格家头目安进朝向民族调查组描述过清朝执照的样式：“是缎子制的，上面刻着大印信🦀，写着满汉蒙藏的文字。”安进朝见过的执照应当是亚拉格家的执照，样式与康熙三十五年大头目执照完全相同。在权力继承制度上，各部落头目均为世袭制，承袭时自行呈请驻军机构报部备案🔰，不必经过大头目。如光绪三十二年罗儿家头目阿旺达丹报请承袭🥽，1917年五个家头目安吉龙由甘州驻军报部承袭备案🦶🏻，都是如此。⑤各部落向朝廷所纳贡马也是自负其责🐅，按定额分头征收，“汇纳梨园堡都司收牧，以作甘、肃两镇添补营马之用”𓀐。可见🪰，大头目在基本制度层面并无总制权，各部落平行分治制度从清代到民国时期未有变化。

    高自厚将裕固族社会制度定性为大头目总管之下的七族联合制。他认为🧎🏻‍♂️，受七族联合制的影响🎉，加上裕固族分属甘提肃镇衙门，形成双轨制的隶属关系🧑🏽‍🔬🍜，削弱了“七族黄番总管”的职权🧪🧱。“总管的权力不大，尤其至清末，总管只是名义，实际管辖的不过是‘大头目家’这个部落”👼🏿🆘。此说揭示了裕固族部落头目权力分行的特征，值得肯定，但不足之处是对大头目的总管权力评估偏低，且失之简略。裕固族作为一个有共同历史命运、聚族而居的游牧民族🧑🏻‍🦯，部落分治只是保证其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支点。有了部落划分，就有部落关系需要调处。裕固族与周边河西农区和青海蒙藏牧区的关系也需要调处👩🏼‍🍳。在传统的羁縻制度下🔺，这些族内族际关系的应对主要靠裕固族自身来解决。作为“七族黄番总管”的大头目，其高于部落头目的权力便与此相关。大头目既是大头目家的部落首领，又是七族总管，一身而二任焉🧑🏻‍🔧。大头目拥有“七族黄番总管”和“总王大头目”的称号，虽然是一种民间叫法，但绝不仅仅是一种名义和美称。大头目的总管权来自裕固族历史旧惯和内部需求，因而有其实质内容👈🏼。“七族黄番总管”和“总王大头目”的权力得到裕固族内部的广泛认同和长期尊奉；从外部观察，“七个部落有总的政治领袖，号称‘大头目’”🚍。大头目拥有总权力是保证裕固族社会正常运转的另一个支点🧑‍🚒。各部落头目行使其固有权力和大头目享有总管权威是并行不悖的👎🏼。

    “七族黄番总管”的管辖半径不仅覆盖了东部五族，还以“大头目摄政”的形式辐射到西部二族。裕固族住牧区东西跨度大🤱🏿，为便于管理，清廷分设东部甘肃提督梨园堡都司和西部肃州总兵红崖堡守备两个管区。头目承袭、贡马缴纳都是分区进行的。裕固族大头目驻东部，对梨园堡五族的联系和管辖易于推展，而与西部红崖堡二族的联络则不免松弛。为平衡东西管控力度，大头目采取了在西部亚拉格家常设其代理人的办法👨‍🍼。这就是亚拉个家“大头目摄政”及其部落的由来🦍。据传说𓀈🖲，“以前亚那个家住在现在的明花区明海乡（东海子）地方✥。大头目家却住在今天的金泉区亚乐乡（原大河区韭菜沟乡）🏄🏿‍♂️，大头目原来的住处正是今天的长沟寺。后来有一位亚那个喇嘛（一般称为四喇嘛）带了十余人向大头目要求📟，在他的住处修建一寺院🖖，大头目答应了，便迁移到便于管理所辖部落的中心地方👨‍🚒。迁移时有柯🔓、安、郎三个姓的十五户🈶，没有随着迁走💁‍♂️，留居原地👨🏼‍✈️，由大头目家的社正（应为摄政）头目管理，但每年须向大头目交两个茶马。后来户数减少到六七户时，改为每二年交一个茶马”💪🏻。②这是一段很珍贵的史料，虽然是传说💎，但也透露出有关大头目驻地演变和摄政头目来历的线索。大头目原驻长沟寺，后来迁至牛心墩滩📘，这完全有可能👎🏿。因为大头目所在的罗儿家和亚拉格家等部落一样🦚，都是从嘉峪关外迁到肃州附近↙️🙆🏼‍♂️，再迁至榆木山并向南扩散的🧥。罗儿家头目迁居仄棱（今海牙沟）之前，有可能在榆木山下的经窑寺附近（冬场）和拜浪河上游的长沟寺一带（夏场）住牧过。至于摄政头目及其部落之所自🧙‍♀️，有可能是大头目南迁时留下来的，因为榆木山一带是裕固族的根本重地📦，大头目派亲族人留守有保护祖地的意义。但更有可能是康熙三十五年后裕固族部落重组时大头目向亚拉格家分遣的。嘉庆二十年（1815）所立长沟寺（在亚拉格家境内）建寺碑所记赞助者名单中有“大头目摄政四毛兰咋什牙”一名。可知“大头目摄政”是固定用法，摄政一词来自汉语，就是大头目代理人或全权代表的意思。既然是“大头目摄政”，理应就是大头目指派的。裕固族民间也有“他们（指摄政头目部落属民）是大头目派往亚乐格和呼郎格部落的人口”的说法。据此可判定，摄政头目作为大头目在西部亚拉格家、贺郎格家代理人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乾隆后期🧚🏼‍♀️，三世土观活佛罗桑却吉尼玛两度赴祁连山北麓裕固族、藏族地区巡游。他第二次巡游时曾在长沟寺向亚拉格家头目贡保敦珠等男女信众传授闭斋仪轨↕️🕕，随后到了安江总头目贤巴丹增家🦧。藏文史料《土观却吉尼玛传》生动记载了土观活佛访问贤巴丹增家的一幕。“大师到了安江总头目贤巴丹增的帐篷门口时🤟🏿，贤巴丹增十分惭愧地对大师说🍄‍🟫：‘我虽为头目👩🏼‍🦰，徒有名声，家境十分困难，不敢把大师您让进帐篷，只好在门口铺上毡衫，恭请大师您上坐🧑🏻‍🦽。’大师答道：‘把施主与帐篷分为优劣十分不妥🤙🏿，应该一律平等，我却要进你的帐篷一坐。’说着大师走进贤巴丹增简陋的帐篷，喝了他家敬献的酥油茶”。安江总头目贤巴丹增应当就是大头目摄政。裕固族头目都姓安江氏，摄政头目也不例外。安江总头目贤巴丹增绝对不可能是裕固族的大头目（总头目），因为大头目帐篷在牛心墩滩，不在亚拉格家🚴🏼‍♀️，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安江总头目”一词有可能是安江总头目摄政的省称，也有可能是藏语误记或汉语误译。三世土观活佛第二次巡游祁连山北麓大体是在乾隆五十一年左右，从时间先后看🌡✊🏽，他所见到的贤巴丹增应当就是《长沟寺碑记》中大头目摄政四毛兰咋什牙的前任💪🏽。《长沟寺碑记》将大头目摄政四毛兰咋什牙的名字列在亚拉格家正头目🧔🏿‍♂️🧚🏿‍♂️、总圈头🆑、副头目🧬👼🏽、五个家正副头目之后，反映出“大头目摄政”只是分行大头目一定事权而不具有大头目同等地位的特点🏞。大头目摄政主要起着一种代表作用，重要事务还得请大头目亲自处理。大头目摄政有自己的小部落👟，号称“摄政”部落🧑🏽。民国时期摄政头目已处于不管事的状态🚶。摄政头目与裕固族的封建历史相始终👩‍🦼。1950年8月亚拉格家的住户名单上仍有“安德福”（摄政正头目——原文注）这一特殊的名字。1958年裕固族历史调查组访问过安社正其人，安社正即安摄政，指的就是安德福。

    作为“七族黄番总管”的大头目在拓展裕固族住牧范围和防守重点草原边界上也起着重要作用。大头目家与曼台部落的关系便说明了这一点。1916年甘肃提督焦大聚颁给曼台头目的执照称：“兹据梨园堡黄番总头目贯布什加禀称🐴：据本族分住古佛寺供奉香火蔓台部落头目回称，番目安插古佛寺一带历有年矣。”可知曼台部落是大头目派驻的，是大头目家的下属小部落🦸🏽‍♀️。曼台部落在黑河上游大拐弯处的古佛寺，与大头目家之间隔有九个大坂（属东八个马家），俨然大头目家的一块“飞地”。古佛寺及其东西的野马川👳🏽‍♂️🛢、野牛沟（八字墩川）本是青海和硕特蒙古的牧场，雍正元年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划为国家空地🧙🏿，乾隆朝在此举办甘标马场🎸。嘉庆末年起青海贵德一带的藏族部落不断北上抢掠🤦，甘标马场解散👨🏿‍🚒🩻，裕固族顺势向南扩展👨🏽‍✈️，占据了八字墩川和古佛寺周围地区。道光二年（1822）十月，那彦成奏称🕺🏽💃🏻，“复接据甘州提臣齐慎呈称❤️‍：前接臣安卡之札，即令守备爱隆阿带兵五十名至边外古佛寺一带侦探防守，九月二十一日爱隆阿行至夹道河🧛‍♂️，有黄番阿羊抛等禀知被贼百余人抢去牛羊👁‍🗨，爱隆阿即蹑踪赶至黑河东岸”。夹道河属于古佛寺地区🦵，可知至迟到道光二年大头目的管辖触角已延伸到此。

    古佛寺缘何不归地界毗连的东八个马家而要归百里之遥的大头目家直辖，原因在于这里一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小盆地👨‍👩‍👧，气候温暖，宜农宜牧🤶🏿，自然条件优越👐🏻⚧。二是这里地处裕固族草原的东南角🐞🧑🏻‍🦲，是深入青海地区的一个突出部🤘🏿，交通位置重要。三是这里地接青海阿力克藏族和默勒扎萨等蒙旗，界务纠纷较多🤹🏼‍♂️🪵。职此之故，大头目要亲自来管辖这个部落☘️。曼台部落只设副头目，正头目由大头目兼任，曼台部落的副头目又在名义上兼任大头目部落的副头目🍜。之所以采取这种交叉管理的形式😨，是“因为这里是与青海交界的地方，位置重要👩🏽‍🎓🛟，以镇守边界”✋🏽👩🏻‍🔧。曼台部落裕固语叫囊素鄂托克🧖‍♂️，意为囊素的部落，即大头目的部落。裕固语也称曼台部落为鄂金尼鄂托克，意为“主人的部落”。这个主人显然指的就是囊素（大头目）👳🏿。大头目直辖古佛寺这一重要前沿地区，是其拥有裕固族“七族”总管权的重要体现。

    民国初期👵🏿，裕固族头目的承袭仍循清朝旧制🏢👨🏽‍✈️，由甘肃提督（后改甘州镇守使）和肃州总兵（后改肃州镇守使）咨保蒙藏院发给札付。1925年国民军入甘后，“该地头目，或由甘、肃驻军委任，或由青海土观呼图克图、夏洛瓦呼图克图授予职衔”♿️，“行政系统🗽，殊感紊乱”。“青马”军阀利用青海佑宁寺土观呼图克图和广惠寺夏利瓦呼图克图在祁连山地区的宗教权威，强行改变裕固族权力体系，培植自己的代理人𓀄。1925年，夏利瓦呼图克图封康隆寺管家喇嘛爱罗为千户，代理大头目安贯布什加的职权💨，河西“青马”驻军旋予以加委。土观呼图克图亦封亚拉格家正头目安进朝为千户，总辖亚拉格家🫒、贺郎格家和五个家三族😶‍🌫️👨🏻‍🦰。这样🛀🏼，裕固族地区被两大千户东西分治💋，裕固族的管辖实权落入“青马”手中。大头目的“七族黄番”总管权被剥夺🧗。要说大头目大权旁落，势力凋丧，莫过于这个时期6️⃣。这一时期分解大头目权力的还有张掖🤼‍♂️、临泽等县的汉族大商人、大矿主。如临泽南台子人张怀志、张掖海家寨人阮进益在大头目家、四个马家等草原上开设煤矿，蓄养牛羊，经营商业，掌握了这里的经济命脉。他们进而染指部落权力❤️‍🔥，连大头目也奈何不得⚱️。1943年1月临泽县准备对原梨园营所辖五族进行编组管辖，拟定的“南山七族番民整理委员会”名单中，担任副主任委员的就是大矿主张怀志👨🏿‍🌾。四个马家“因头目无人承袭，头目权现由新徙汉人代行”。B10这个汉人指的也是张怀志，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大头目虽然权力中道沦落，但他在裕固族社会中的威信仍在。1941年河西“青马”军队返青后👇🏻🧗‍♂️，河西政治重上轨道👊🏼，裕固族“两千户”变成历史。大头目这时已回到裕固草原，重新理事👩‍🦳🕵️。1943年1月，他派代表贯布参加了在马蹄寺召开的祁连山藏民代表大会👩‍🦰。这是祁连山北麓裕固族🧛‍♂️、藏族团结自保🎫、共商发展出路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裕固族地区管辖改制的纷争中，大头目一直处在焦点位置🚍，被视为裕固族“七族不分家”的“救星”。1943年1月，临泽县组建“南山七族番民整理委员会”，即以七族中“最有信仰之安大头目为主任委员”。B121946年9月，甘肃省府编查祁连山边民区域保甲户口督导专员杨景明经过调查，发现裕固族“七族”为一整个部落🪴，共同服从大头目安贯布什加🐌，遂临时改变省府分县管辖的成案👩，决定由临泽县设一乡或一直属保进行管辖。他把获取大头目的支持视为此举能否成功的关键，派人到九个大坂特邀大头目到梨园口商议。“现时大头目为解决此事之关键🫧，如一二日到达梨园口🧜🏼🧦，职即返去🕖，作最后之努力”。10月3日，大头目到梨园口🖕🏼，遂由杨景明主持召开裕固族头目会议，决定裕固族“七族”整编为一乡六保，由安贯布什加任首任梨园乡乡长。1947年4月3日，亚拉格家头目安进朝要求裕固族一致归张掖管辖时说：“查我祁连山黄番七族，由大头目安贯布释迦一人总辖👁‍🗨，虽曰七族，实为一家，不容划拨分散🛰。”4月20日，贺郎格家头目安玉才也致电甘肃省府主席说：“虎狼个家与亚喇个家地势天然，绝不能分别😳，而且原尊大头目为领袖，一旦划分😌↗️，对于推行工作，有碍进展🧎‍♂️。”4月30日，西八个家牧民杜寅虎等7人向张掖县府呈称：“查我西八个马家为祁连山黄番七族之一🏇🏿，向由大头目管辖，从无分别之先例及事实🧑🏻‍🦰。”5月2日，张掖县府也致电省府说🍳，裕固族“其原始来历仅有大头目家一族💂🏿‍♀️，后以人口日繁，始有七族之支派☝🏼，而统制权仍由大头目掌握。以故他族对大头目之崇拜服从，如汉族之事考妣，有须臾不可分散之遗传性”🙇🏼‍♂️。虽然各方对大头目的推崇都有其实用目的，所说不乏言过其实之处（如说裕固族原始来历仅有大头目家一族等）➛，但情见乎词，从中可看出大头目的总管权威是谁也无法替代的。

    只要未产生高于部落权的有效新权力，大头目的总权力就有效。民国时期👩🏻‍🦰，由于“青马”的介入和沿山各县商人矿主力量的渗透，大头目的总管权一度被取代过🛻、分解过和掩盖过，但从未失去过。在寻求裕固族团结自治的过程中🤵🏿‍♀️，面对分县管辖的不利局势🧏🏽‍♀️，大头目的总权威一再显现。大头目一度出任梨园乡乡长，以新的姿态行使总管权。因此说大头目总管权被弱化是正确的，但说其“后来势力逐渐缩小，只能管辖讲恩格语的几个部落”则是不确切的。在裕固族地区管辖改制过程中，大头目的地位应当是上升而非下降了🤴🏼。当然也必须看到，在裕固族地区“改土归流”⭐️，实行省县一体化和政权民主化是历史潮流。大头目在此潮流中失去其封建总管权是必然的。

    裕固族是我国“一个民族说两种语言”的民族。这一现象长期吸引但也不时困扰着中外学界。通过对裕固族“七族黄番”概念的考察，可以明确回答说东部裕固语和西部裕固语的两种语言群体是一个整体，属于同一个民族。大头目来自罗儿家，与作为回鹘汗室“药罗葛”家族后裔的亚拉格家没有关系。这反映出说蒙古语族语言的一系在东迁时及东迁后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从一个侧面证明大头目以奄章为始祖👉🏼，直承罕东左卫都督日羔剌而来的说法是正确的。大头目的总管权不是象征性的，而有其具体功能和特殊形式📓，有效地维系了裕固族东西一体的社会结构。

责任编辑：c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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