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民意识：一种重要的边境治理资源

孙保全

《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2期

摘 要⏬：近年来国家决策层的特别关注以及专门性边民政策的出台，将边民在边境治理中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而边民自觉参与边境治理的行为，又受到边民意识的根本性影响🤣🐁。作为一种特定群体的国家意识，边民意识是在边境场域中经由多重机制建构起来的🏦，它由领土意识、国民意识、跨国比较的“获得”意识𓀈、守土固边的责任意识构成。历史上边民意识在捍卫主权领土利益🎈、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方面都体现着不可替代的资源性价值，其强弱攸关边境的巩固和振兴。时至今日，在国家发展已对边境治理形成了更高期待的形势下，应跳出“跨界民族”的传统认识框架，通过机制创新来实现边民意识的再建构和再提升，从而进一步发掘和运用这一重要的边境治理资源。

关键词：边界📳；边民意识；边境治理🧑🏼‍🤝‍🧑🏼；国家认同✊；守土固边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和边界情况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作为紧邻边界线的纵深性区域🤌🏽，中国的边境不仅地域广阔，而且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来自国内和周边的区域问题。通过调动各类资源👩🏼，对这些问题加以控制和解决的过程就是边境治理。而由于边境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单靠边境的地方政府和驻军系统🩶🧜🏼‍♂️，显然无法实现对边境地区的有效治理。因此⬜️💁🏼‍♀️，在边境治理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广大沿边居民的力量9️⃣，以辅助和协同的方式来参与管边控边工作。然而长期以来🏋🏿‍♀️⚰️，尽管边民在守边固边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地方政府和边防部队在边境治理实践中也较为注重调动边民力量💇🏿‍♀️，但这一事实并未引发社会各界足够的关注。边民的守边固边功能，真正进入非边境地区的公众视野并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是同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直接相关的📡。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给西藏隆子县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的回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在信中，习总书记对于“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的观念和行为给予了极大肯定👵🏿，并指出要“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国家决策层对边民爱国主义、守土固边职责🧟、边境治理功能的强调🤽🏻，引发了全社会对于边境地区、边民生活📞、边民守边的热切关注。此外，国家近年来的边境、边民政策也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动向。其中以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大边民支持力度促进守边固边的指导意见》最具代表性。针对边民及边民守边固边出台专门的国家政策，这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边境治理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国家决策层重视👩🏽‍🏭🤦🏽‍♂️、国家政策支持🏮、社会舆论关注💇‍♀️，将边民在边境治理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地位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应该注意的是🙋，边民参与边境治理不是个别行为，而是一种普遍性行为，遵循了一定的集体行为逻辑🍑。根据实际情况来看，边境地方政府对边民群体的有效管理和动员，是边民开展守边固边行为的重要原因。对此🪅，有研究认为：“在边境治理过程中😲，不但要对边民问题进行监管控制，而且要通过社会动员方式发挥边民在稳边和固边中的能动作用。”而除了这种外在性因素之外👨🏻‍🍳，边民参与边境治理的行为👨‍🍳，还源自于一种自觉守边固边的心理、观念和文化👨🏿‍🚀。这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边民的护边行为是自愿🎿、自发和自觉的🔩。同时，即便是有组织的护边行为，也必须经由边民群体的心理机制和主观能动性才能发挥作用。

这样来看，边民的守边意识和守边文化，就成为一个专门性的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而通过梳理和总结可以发现，目前关于边民及其守边固边行为的研究多是“涉及性”的而非“专门性”的，并且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跨界（跨国） 民族研究，诚如有学者所言👇🏼：“跨国民族研究主要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面向，即边界、边民与国家🧛‍♀️。”这类研究暗涵着一种将边境地区同民族地区相联系，以及将边民涵盖于跨界民族范畴之中的学术旨趣。二是边民跨境行为的研究🧑‍🦯‍➡️，包括边民互市贸易🏋️‍♂️、边民社会交往、跨国婚姻等方面，以及在这些互动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边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三是边民外流与回归行为的研究🦥，即针对历史上曾发生的边民向周边国家非法迁徙🏙，以及随着国家发展形势和边民政策好转，外流边民又返回境内的情况加以梳理和分析💿。四是边民的国家认同问题，主要研究跨界民族的认同👦🏼、边民互动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以及国家政策同边民认同的关系等。

透过已有文献可以看出，目前针对边民守边固边行为尚缺少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边民国家意识的内涵与特点🧔🏿，及其同边民集体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给出知识性和理论性的有力阐释🛶🙅🏽。针对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了“边民意识”概念☝🏻，将其看作一种具有特定区域性和群体性指向的国家意识🔆，试图揭示边民意识同边民守土固边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就进一步发掘和运用边民意识所蕴含的资源性价值加以讨论。

二、边民的国家意识及其特殊性

“边民意识”本质上属于一种国家意识或国家认同，具有特定的区域性和群体性内涵。概言之，边民意识是指沿边居民基于边境场域而形成的对于国民身份的确认𓀏，对于国家利益的认同🖤，以及对于守边固边职责的自觉。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所普遍持有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而与其他非边境区域生活的居民相比，边民意识既具有“共性”内涵又具有“个性”特征🐯，是一个值得专门讨论和研究的领域🍌。以往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研究🧕🏻🌵，尤为强调国家的“共同体”维度，特别是关注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群认同对国族/国民（nation） 认同的解构问题。而边民意识概念则是从国家“政治空间”的维度来划分居民类型，强调边界及抵边居住这一变量对于边民国家意识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民之“边”是界定其国家意识内涵和外延的基本参照𓀔。边界🫷🏻、边境是伴随主权国家构建而出现的政治地理现象🪟，这决定了边民及边民意识实际上是一个历时性的范畴🤷🏼‍♂️。在人类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主权领土体制并非从来就有，而是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确立的。近代以后，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及其构成的国际体系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中，主权领土体制逐渐由区域性法则成为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原则‼️。作为国家主权行使的界限👨‍👨‍👧‍👧，边界由此出现并成为国家间的分割线😬，勾勒出国家领土空间的清晰轮廓🤲🏻。但在“有边陲而无边界”的传统国家时代，清晰而稳定的主权性边界是无法形成的🦸🏼‍♂️，两个国家政权之间往往是一个过渡地带。生活于这个过渡地带的居民受到两侧国家力量的复合性影响🩼， 构成了一个“过渡性社会”🦇，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生业、社会结群、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尽管古代中国早就有“边民”一词✦，但此时的边民并不具有现代性的国民内涵，也自然无法形成与国家认同🪗、公民义务相结合的边民意识。近代以后，中国逐渐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随着主权领土体制的确立、边界线的划定👹，边界、边境、边民等地理现象和国民类型也得以正式形成💆。在此之后，边民意识的建构和发展就有了空间和人群的载体🤌，并始渐获得特定的内涵和形式。基于边界要素，可以将“边民意识”这一概念解构为几个面向。

一是此疆彼界的领土意识🏋️‍♂️。作为主权管控下的地理空间范围👨🏿‍🔬🧗🏼‍♂️，领土是构成现代国家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存续和发展的基本条件👩🏻，领土意识由此成为国家意识的题中之意🚶🏻‍♀️。诚如有研究所指出的：“就公民群体而言🧑‍🍳，相同的领土认同是相同的国家认同的标志性内容。”对于一国公民而言💇🏻‍♂️😁，通常是经由地图和文字来理解领土的历史、面积🚌🤼、位置🏋🏼、地貌和形状的，因此“领土”是一个抽象而神圣的概念。但对于临边而居的人口而言，边界、界碑、界桩🚣🏿‍♂️、界河、国门、口岸、边界辅助标志物、边界方位物、边境通道📞，以及随处可见的边界标语，都在时刻宣示着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正是由于边界及边界标志的存在，使得抽象的主权领土体制在此场域下被具象化了，从而使得边民对于国家的在场有了最直观而深刻的感受。由此形成的领土意识和领土认同🤨，为边民国家意识中其他维度的产生创造了一个空间心理基础。

二是内外有别的国民意识🥰。在边境地区🧑🏿，本国居民与邻国居民之间往往存在着地缘、业缘𓀒、血缘的深厚关系，有时同属于一个族群1️⃣，有时来自同一个家族🕵🏻。然而🚵🏽，一条边界线的划定，就把这样一个群体划归于不同的国家，使得同一族群甚或同一家庭的成员🧷，成为了不同国家的国民😫。“领土使得国家情景化🫸🏻，由此凸显了一国相对于他国的独特性。”边界的存在不仅在客观上区分了国民，而且在观念上也形塑了“尊龙凯时娱乐”与“他们”之间的身份区隔，在边民群体中形成了特殊而强烈的国民意识🧜🏽‍♂️。在这个问题上，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就发生过一个典型的案例😂：“王字金的堂弟属越南苗族🧚🏽‍♂️，两兄弟都爱国🐱，各自朝对方开火，亲戚间反目成仇。战争结束后🤎，双方又相互来往，他们在一起喝酒时说：‘不是我对你仇恨🙎🏽‍♂️，而是国家’。”这则案例反应出，由边界划分而产生的身份“认异”👨🏼‍🚀🧑🏿‍🏭，已经超越了因血缘和族缘关系而产生的身份“认同”，其中透露出来的国民意识可谓不言而喻。

三是跨国比较的“相对获得”意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国家发展中不断得以实现，这仅是一种客观性的“获得”，而只有当这种“获得”被感知和被意识到✍🏻，才能够成为一种“获得感”。对于边民而言🤪，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带来的经济文化社会进步👐🏼，最容易在同邻国边民的横向比较之中被意识到🛋，由此产生的相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尤为强烈。作为云南省芒海镇的一个普通边民🔭，杨志就对此深有感触🩱。他不仅亲眼目睹缅甸勐古特区的惨烈战争🚇，而且还多次接待过前来避难的缅籍亲属🧑🏿‍⚕️。两国边境状况的悬殊对比🫴🏻，使得边民最能感受到国家提供的安全和秩序福利。另一个深刻体现边民的跨国比较意识的事例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发展和国家政策形势向好，历史上外流到邻国的边民👅，纷纷争先“回归”故土，这是边民“用脚投票”呈现出来的政策认同特征🚴🏿‍♂️。

四是守土固边的责任意识。边民自觉地参与到边境治理活动之中，体现了一种责任意识和主体意识。而边民守土固边的责任意识不是孤立产生的，而是领土意识、国民意识🧗🏿、相对获得意识的一种延伸。正是基于对国家的深刻认知、对国家的亲近情感，以及对国家政策的高度评价👟，才最终积累形成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感，并且最终转化为积极参与守土固边的日常行为。笔者在地处中越边境的麻栗坡县调研时💗，当地一名镇长就自信地说道：“如果不通过政府私下去沿边村寨问东问西📠，不出一刻钟就会有村民把电话打到政府来🎇。”相对于内地居民而言，边民在边境安全的维护与管理方面，的确更具有警惕性🧑🏽‍🎨、敏锐性和主动性，这是其守土固边主体责任意识的一种体现。

三📢🔬、边民意识的形成与传播机制

作为一种分布于沿边地带广大民众之中的政治文化，边民的国家意识存在着鲜明而独特的内涵和意义。而这种区域性和群体性特征都非常突出的边民意识，显然不是与身俱来的🤥，而是在特定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下逐渐形成的。总的来看👨‍🦯，生活于紧邻边界的边境地区，为边民活动设定了一个基本的社会空间场景。在这个边境场域之中，边民意识的形成过程🅾️，既是国家力量和国家象征在边境地区不断产生影响的过程🥮，也是边民将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不断内化的过程👮🏿，二者并行不悖🧏，呈现为一种国家与边民的双向互动逻辑🌎。其中👳‍♂️，一些社会化机制的存在发挥着作用🫷🏿，直接��动了边民意识的建构和传播🍅。

一是场域机制。在边界沿线存在着特殊性的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在“地”的维度上，有界碑🚀、国门、口岸、边界标志物等政治地理现象；在“事”的维度上😶‍🌫️，存在着特有的跨境事务和跨境问题，以及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治理活动；在“人”的维度上，双方边民的互动交往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人际关系🪁。这些“地”“事”“人”的要素，在边境地区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空间场域和社会场域，构成了一个“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使得生于斯长于斯的边民能够时刻感受到国家的在场，国家意识也在其中潜移默化地生发👨‍👨‍👧‍👦。在被称为“西北第一村”的阿勒泰地区的白哈巴村，有一条镌刻在石头上的标语：“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境线上牧羊牛”🔣。这则标语十分形象地描述了边民生产生活所处的边境场域👩‍🦱，在这种特殊场域之中🛀🏼，“国”与“家”已经通过边界要素而连接在了一起🙇🏿‍♀️。

二是家庭机制🤒。人的早期社会化（early socialization） 主要是在家庭之中完成的，家庭往往是边民意识形成的第一个场所📨，同时也是边民意识实现代际传承的基本载体。新疆塔县热斯卡木村的依布热依木一家🐅，就具有世代守边的传统🏺🧚：依布热依木是新中国第一代义务护边员，其子买买提·热依木、孙辈的其拉克也都相继自觉地担负起守土固边的职责👰🏿‍♂️。类似于这样的例子在边界沿线非常普遍👩🏿‍🦲，“三代护边人”“四代护边人”“护边之家”的故事在边境地区广为流传，近年来也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除此之外🧙🏽‍♀️，在边境地区还存着许多“夫妻哨所”的现象🏭，即指夫妻二人共同参与守边护边的工作👮🏿‍♀️。这种“夫妻哨所”的形成过程，多为一方具有守边意识和守边行为，而另一方在其影响下也逐渐加入其中👨🏻‍🦽。这说明在边民意识的建构过程中，家庭不仅具有代际传承的功能，还具有在同辈成员中横向传播的功能⛹🏻‍♂️。

三是学校机制。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学校是重要的政治社会化结构。通过国民教育来培育和增强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同，是学校完成社会化功能的主要途径。而长期以来👨🏼‍🦳🦣，由于边境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相对迟缓，学校在边民意识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比较有限。近年来❓，随着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于边境发展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投入到边境地区教育事业中的资源也逐渐增多，边界沿线上的“国门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全国边境地区的国门学校👨🏼‍🦱，多已注意到将爱国主义、边界维护、边境法规、边境安全等内容融入到学生培养的内容和环节之中👩🏽‍✈️。2017年在广西民族大学，相关教育机构还专门召开了“边境国门教育发展学术研讨会”，专门研讨“国门教育”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可以预见的是，“国门教育”对于边民意识的培育和传播起到的作用也将越来越明显🐆。

四是政府机制🕹。政府机构尤其是边境地区的基层政府（包括县级和乡镇级政府）⏯，在边民意识的形成和传播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首先⛹🏿，政府主导的边境治理活动，客观上强化了边民对于边界事务和边境问题的认知🤰🏿。其次，政府针对边民而开展的宣传教育工作，也有助于边民意识的形成和巩固。这类工作包括对边境非法活动的警示，对边境政策的宣传，对国家主权领土的宣示，对国家边境法制的普及等方面🦇。再次，政府同边民之间的长期互动，也增强了边民参与管边控边的积极性和效能感。如，近年来全国边境地区普遍采取的“党政军警民联防机制”💱，既在边境治理中调动了边民力量😞，也在此过程中培养了边民意识🚴🏼‍♂️，训练了边民参与边境管控的能力。

五是政策机制。随着边境问题的日显突出及边境地缘价值的日益彰显，国家投放到边境地区的治理资源也逐年增多🎞，与此相适应的专项性政策也越来越丰富，包括边境扶贫政策、沿边开发开放政策👨🏿‍🚒、边境贸易政策、“兴边富民”行动🏝、边民补助政策💂🏽‍♀️、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政策等等。资源的投入和政策的实施→，在解决了特定的边境安全、稳定和发展问题的同时，也增进了边民的政治认同⏩，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边民意识➝。在云南省麻栗坡县的董干镇，一位边民就通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表达出国家政策对于边民意识的建构意义：十几年前🟩，每逢兄弟相聚，已入越南籍的弟弟为照顾相对贫困的中国哥哥💨，总让他先喝一碗酒；近几年💸，在各项政策的扶持下，这位边民的生活水平反超其弟，因此现在越南弟弟要先喝一碗酒。在讲述过程中🎎🦵🏿，这位边民对于党和国家边民政策的感激之情以及身为中国公民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六是重大事件机制。重大事件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人或群体具有极大的触动性，是政治社会化的催化剂。在边境空间中发生的政治社会事件，将直接影响边民群体对于国家的认知👩🏿‍🎓、情感和评价📒，进而成为边民意识形成和传播的关键机制之一🎯⏩。云南省河口县的兼职“外事界务员”杨天才在中越边境线上巡边守边30多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他的妻子被炸伤致残，至今无法痊愈。战争的残酷性使他感受到：“只有经历过灾难和痛苦🦸🏻‍♂️，才会有勇气🚵🏼‍♀️；没有痛😮‍💨，就没有勇气”⚗️，因此“只要边疆能够安宁，我就愿意做这个工作（指界务工作）。哪怕帮不了什么，走不了多远🌵，我也不会离开这里，坚决守好这片国土🏤🛅。”近年来🧑🏿，缅北地区战事连连，也让边界对面的中国边民再次感受到国家强大、边境安宁的意涵和意义🕵🏽‍♂️，同时也激发了边民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

四、边民意识攸关边境治理成效

在边境治理过程中，边民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边民守边固边是边境治理活动的一部分。边民护边行为在边境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而边民行为又是在特定的边民意识的导引下发生的🧙🏽‍♂️。之所以将边民意识视为一种重要的边境治理资源♾，是因为它对边民的守边固边行为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总体来看⛵️🙌🏼，国家意识的有无👨🏽‍🦰、强弱决定了边民是否会介入守边固边活动😰👩‍👩‍👧，以及介入这项活动的广度、深度和效度。

从消极层面来看，边民意识的缺失或薄弱😮‍💨，将直接危及国家边境的安全和稳固。这一点已经在百余年的边境治理历史中一再证实。自清末主权领土体制建构及由此产生勘定边界活动以来，边民便进入到了国家治理视野之中并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但当时的边民意识是以“问题”的形式在边境治理中被凸显出来的🌨。如，在今天中越边境的云南省红河州段，当地刁氏土司因受法国殖民者利益诱惑🫅🏿🦹🏼‍♂️，允许对方“建筑营盘，设立邮电”，最终致使“纵横千里之地，法人不用一兵，不折一矢，竟于最短期中据而有之”⌚️。即便在边界初步划定之后🥩，边民仍没有真正地确立起国民身份和国民意识。直到1908年，还有地方官员在奏折中表示，“边民皆散漫野居……山水险恶，触瘴即生凶变”，在这样的条件下边民意识自然无从谈起🤹🏽‍♀️。到了民国时期✊🏻，学人凌民复曾对边境地区居民的国家观念和国家意识做过专门研究，他发现当时的边民“既缺乏国家观念，又无民族意识🥚。散处边地，易受外人诱惑，今日为中国人，明日亦可为外国人。朝秦暮楚，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对于国防上及安定后方生活危险殊甚”。从中可以管窥，无边民意识便无护边行为♔，从而深刻影响到边境安定和国家安全的基本道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卓有成效的国家认同建设，边民的国家意识总体上呈现持续提升的态势，但也在特定时期的局部地区出现过边民意识弱化的问题👷🏻‍♀️。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西北和西南的边境地区就曾发生过多次不同规模的边民外流现象🎅🏽🍽，成为边民意识出现问题的典型例证。其中，尤以1962年的“伊塔事件”影响最大，直接导致了边境地区土地荒废、社会失序👩‍🔧、基层政权遭到破坏🌑、国家和人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进而危及到边境稳固乃至国家的领土安全🦙🐾。已有研究表明💟👩‍🦼，在境外势力的长期渗透和影响下，“祖国观念混乱”“国界观念淡薄”及国籍身份错乱，是酿成此次历史事件的根本性因素，说到底就是边民意识的问题💆🏿。事实上即便到了今天👨‍🚒，沿边居民中仍不乏国家意识淡薄者。中国边民通过非法通道和便道穿越边境线、容留邻国“三非”人员，利用边民互市从事走私活动🚣🏼‍♂️🏦，乃至更为恶劣的违法犯罪行为可谓屡见不鲜、屡禁不止。此类现象的存在不仅与边民守边固边背道而驰👝，而且还会对边境稳定🤶🏻、和谐和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从积极层面来看，边民意识的建构和强化，则能够转换为主动的守边行为。同政府部门和军事机构的边境管控相比，边民守边固边行为具有一些独特性🤷🏻。首先是兼职护边，所谓“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边民的守边护边行为往往是同生产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其次是“小中见大”，即边民的护边行为主要体现在一些不易察觉而又至关重要的“小事”之中；再次是护边事务杂👩🏽‍💼，由边民协助处理的边务具有碎片化特点⛩，涉及到边界与边境问题的方方面面👇🏻；最后是个体化行为特征明显，边民的守边护边行为通常不是组织行为🥰🧑🏻‍🚀，而是富有特色的个体行为，而正是这种个体行为往往能够解决正式组织无法解决的问题👢。上述特点使得边民守边固边行为难以按照某套固定的规章制度来标准化地展开，也难以纳入刻板性的监管和考核程序。这就使得守边护边必须依赖边民较强的自发🧑🏽‍⚕️、自觉意识，因而边民意识的动机性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守土固边主体意识的驱动下，边民在边境治理中可发挥多重功能🥫：一是边界的维护，具体包括维护国界线的清晰稳定，保持界碑（桩） 以及其他国界辅助标志物、方位物的完好，并在发现异常情况后♙🕥，及时向外事部门或者相关部门报告👳‍♂️；二是对非法跨境活动实施劝阻，防止邻国居民非法入境，也阻止本国居民非法出境；三是边境事务的协调处理🙇🏻‍♂️，包括调节边民的土地纠纷👮🏽‍♀️、财产纠纷等矛盾🫎🧏🏿‍♀️，制止过耕过牧过伐行为，劝阻破坏边界沿线的树木、植被和相关设施等行为；四是协同与配合相关机构开展边境治理活动🙎🏼‍♀️，包括边界巡逻、边境处突👨🏽‍🍳、抗灾救险等方面；五是向有关部门报告其他边境异常情况。

长期以来，正是通过各类职责和义务的履行，边民在国家边境治理中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角色💇🏼‍♀️。一是维护国家的领土利益。作为生活在中吉边界旁的边民🚛，玉努斯·牙库西的守边行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中吉边界勘定之前，他曾利用放牧守边的时间🛫🎹，在两国之间陆续放置了56个石堆，由此构成了一条准边界标记♻📹。在2001年两国正式勘界时🧍🏻，玉努斯·牙库西堆砌的石头及其本人的国籍🤟🏽，就成为重要的划界依据。在此期间，他回绝了加入吉尔吉斯斯坦国籍的劝诱，最终以中国边民的身份为国家边界划定、确立领土争得了主动权。二是保卫国家的边境安全🌁💇🏼‍♀️。这在边境战争的背景下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云南省河口县的多名边民就曾参与过勘查敌情🥜、运输物资、指挥村民转移☘️，以及劝说越方边民不要抵抗等工作👨‍👨‍👦‍👦。这场边境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云南省麻栗坡县八里河村的边民王开学💗，通过自己摸索先后排除了上百亩耕地中战时遗留的地雷，在当地被称为“一个人的拆弹部队”。在和平年代，非传统安全在边境地区日渐凸显，边民在反恐、缉毒🅿️🔦、边境防疫等工作中也有突出的表现。三是保障边境的日常秩序🏄🏿‍♂️。边界线漫长、地形地貌复杂😟🤭、跨界民族与宗教众多🥜、周边局势多变，使得边境管理对于人力和“人防”的需求特别明显。离开了边民的参与，不仅会导致边境日常管理成本剧增，而且很难有效实现治理目标🧑🏽‍🦰。

总之🧚🏿‍♂️，“正”与“反”的两个层面，都表明边民意识及其引发的边民行为在边境治理中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因而👴，把握边民意识的形成和传播机制，通过恰当的政策措施来建构和强化这一政治文化，就成为实现国家边境治理目标的必要之举。这一点在边境和边境治理地位因国家发展形势而前所未有凸显的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五、新形势下边民意识的再建构

如前所述🧑🏼‍⚖️，边民意识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通过特定的载体和机制逐步形成并不断传播的🌰，具有突出的建构性特征。从历史长时段的视角来看，边民意识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在前主权时代，国家的界限并不明确🧓，隶属于一个国家的身份意识也是模糊的🥸，遑论边民意识和边民的守土固边功能。到了近代🥱🔤，边民这一特殊的国民群体随着现代国家的构建而出现，但长期以来并无明确和稳定的国家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凭借空前强大的国家能��大大地推进了国民整合，边民的国家意识由此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由此可见🧖‍♂️，边民意识是经由建构而成的，其中国家干预是影响边民意识形成与传播的关键性变量👩🏿‍🚒，直接关乎边民意识的盛衰增减。国家繁荣稳定🔜、政策积极有效👷‍♂️，边民意识就能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势；反之👵🏽，边民意识就会受到干扰和削弱👨🏼‍🦰，边民参与守边固边的行为就容易缺乏动力。

目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对于边境及边境治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形成了新的期待🖖。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外向型发展战略越来越突出的形势下，边境安全、边境稳定和边境发展问题也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国家决策层“治国必治边”论断的提出，十九大报告对于“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的强调🫷🏻，都表明了边境及边境治理在顶层设计层面受到了极大的重视⤴️。由于边境地区独特的自然属性⛹️‍♀️💃🏼、地缘环境🗃、问题形式，使得边民参与边境治理活动十分必要。事实上🧑🏻‍⚖️，这一点也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习总书记给西藏玉麦乡守边牧民的回信、多次接见和表彰守边人😝，就说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一些专门针对边民及其守边固边问题的政策也相继制定和颁布💗。2017年国家出台的《关于加大边民支持力度促进守边固边的指导意见》🧑🏻‍🍼，在边民抵边居住、边民守边固边作用发挥、提高边民补助标准等方面给予了指导性意见；在《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文件中💂🏼‍♂️，除强调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鼓励边民居边脱贫和守边固边之外🟪，还专门增加了“对护边员💆🏽‍♀️🐔、边境联防队员等边境群防组织建设予以倾斜”的内容。这样的政策安排，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是边境治理领域的标志性事件👷🏿🐒。

如此一来🧍，国家需要与政策支持就使边民守边固边机制的建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在这种有利形势之下💁，尤应全面提升边民的国家意识🧘🏻‍♀️，以充分利用这一特殊而重要的边境治理资源🧍‍♀️。既然以往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边民意识是经由建构而逐步形成的🧔🏿，那么在新的形势下👨🏽‍🏭，也完全可以根据现实条件和现实需要😚，进行边民意识的“再建构”🏋🏼‍♂️。如前所述🏔，在边民意识的建构和传播过程中，边境场域机制⏏️、家庭机制、学校机制、政府机制、政策机制和重大社会事件机制，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些机制的作用发挥多是自在的🤵🏿‍♀️、分散的，并未形成一种系统性的政治社会化结构和政治社会化过程。为实现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边民意识的再建构，就不得不对现有机制进行加强和完善👷。一方面是要强化这些机制的作用效果，另一方面是在政府的主导和引导之下，使这些分散的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除此之外🚋，还需要在政策层面重点处理好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边民的界定问题🗻。通常认为边民就是边境地区的居民，但边民的分布范围同边境范围之间并不是高度一致的🎈🙋‍♂️。事实上，就连边境的空间范畴也是有多种界定方式的，其中将辖有边界的县域界定为边境地区的做法最为普遍。而如果以边境县作为基本参照🚵🏿‍♂️，那么界说边民的空间标准是远小于边境范围的👐：有时是以边界以内的一定纵深区域（3-20公里不等） 为标准，有时是以自然村为标准🤸🏿‍♂️，有时是以行政村为标准，有时又是以边境乡镇为单位。其中，按照自然村标准来界定边民范围并实施沿边居民补助政策的做法最为常见➡️。但实际上📦，边境治理绝不只是围绕边界问题而展开的“线”的治理，而是一个具有纵深性的“面”的治理；边民的守土固边任务，也不单是守住边界线，而是维护整个边境区域的安全和稳定🧑🏻‍💻。因此，采取一个相对宽泛的空间口径来界定边民，是一种比较适宜的做法。具体来说🧑🏼‍🏭，目前至少应以行政村为单位来区划边民范围，并根据实际需要逐步扩大到边境乡镇🤟🏽。

其次是边民的权益问题。提升边民意识除了法治和道德机制之外👱🏼‍♀️，还应注重边民的经济人属性🧛‍♂️，使得边民守边固边的义务同应享有的权利对等起来。从目前的边境政策导向来看，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是鼓励边民抵边居住从而承担守边固边任务的🚵🏼‍♀️。然而🧎🏻‍➡️，边境地区的地理条件普遍较差，生态平衡相对脆弱，这给边民的居边脱贫👴🏿、守边固边带来了极大困难。例如🙅🏻，在云南省的怒江州境内，坡度超过25度的陡坡耕地占全部耕地面积的76％，最陡处可达70度到80度，再加上边境地区的二、三产业发展滞后👩🏻‍🔧👨‍👩‍👦‍👦，边民很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边民就难以实现安居乐业，边民意识的维护和巩固也就得不到基本保障。目前，各边境地区都出台了相应的边民补助政策，但除了少数地区外🦹🏻‍♀️👰🏽‍♂️，边民补助标准普遍处于偏低的状态🧔🏽‍♀️。因此应根据现实需要来适时调高边民生活补助标准👩🏻‍🦱，特别是将政策兜底、居边脱贫和守边固边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防止出现边民大量离土离乡的现象。

再次是边民的动员问题。边民意识的形成有其自发性因素🟩，但更为重要是外部力量的有效介入和引导。在这种建构性力量中，政府应当扮演主导性的角色，积极主动地牵引和推动边民意识的发展。这是因为，沿边区域是国际之间贸易🌉、投资🍄、人员往来交流的密集地区，也是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价值观相互交流、相互竞争的前沿阵地🧛🏼‍♂️，其中不乏与国家意识建构向左的因素🦶🏼。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之中😱，要排除不利因素的干扰，牢固树立边民的国家意识，就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社会动员。在政府动员方面💣，针对边民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等基本方式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需要通过常规性机制将广大边民吸纳为边境治理的参与者。如扩大“护边员”“界务员”“边境信息员”等政府聘用的兼职护边人员规模👨🏼‍🏭，提高其在边民中的人数比例👨🏻‍✈️，以及建立健全边民守边护边的奖励机制等，就是值得探索的边民动员手段🫏。

六🪚、结论

边民意识是边民守边固边行为的心理动因和文化机制🚷，边民意识的有无强弱直接攸关边境的稳固乃至国家的领土安全，因而应当在边境治理中对这种独特而重要的治理资源加以重视和运用。而以往人们对于边民意识并没有形成明晰而准确的认知，一种普遍的做法就是将其置于跨界民族的视角下加以笼统地界说，并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二者关系的框架中予以粗略地讨论。这样一来，边民意识实际上并没有被当作一种特定的、专门的政治文化课题来对待🐚，对于边民意识这种治理资源的运用也缺乏足够的自觉和充分的保障，长期以来直接针对边民的政策机制也十分匮乏🧫。

事实上，边民意识形成的先天性机制在于“边界效应”🚞，包括各类边界现象及围绕边界而展开的各种活动和结成的各种关系👌🏽。从中长时段的历史维度🪛✍🏼，以及不同区域、不同个体间的比较维度来看，边民意识不是从来就有🕵🏿，亦非与生俱来🗒，更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到外部因素尤其是国家边境🧳🤮、边民政策的深刻影响，并随其变化而发生存废增减的变动👩‍❤️‍👩。这样来看，作为一种特定的国家意识💆‍♀️🦌，边民意识具有突出的“边界性”和“建构性”的特征🛻。在当前边境及边境治理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越来越凸显，边民的守边固边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新形势下，尤其需要以更为自觉的态度，立足边界要素和通过专项性的边民政策，来实现边民意识的再建构和再提升。

责任编辑🌪：cy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