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互构论视域中的乡城人口流动

熊 凤 水 

《农村经济》2010年08期

 [内容摘要]💁🏽：乡城人口流动单方面从社会结构层面或个体层面考察均有失偏颇🪔，需要放在个体与社会的互构共变关系中进行研究。我国乡城人口流动经历了三个阶段🚤👰🏻‍♀️：过于刚性制度与基本缺位个体的机械静止期；渐行柔性制度与日益突出个体的城乡钟摆期🧓🏽；刚柔相济制度与全面发展个体的有机和谐期。个体与社会的互构从恶性互动走向初级良性互构再继而走向真正的有机互构谐变🤵🏻‍♀️。

[关键词]：  社会互构论；  个体🤲🏿；   社会；  人口流动；

劳动力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产要素，其流动状况一直广受关注，劳动力的流动状况成为一个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大背景下，关注城乡劳动力合理流动🙃，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话题。由于现阶段农村和城市发展的差异性，城乡劳动力流动实际上主要是农村人口单向流向城市，故本文标注为乡城人口流动🤞🏻，以示方向性。

一、文献综述

以往关于城乡人口流动的研究中，主要呈现出两种范式🧝🏻‍♂️：一种是宏观的社会结构范式🏉，一种是微观的个体主义范式🤣🙆🏿‍♀️。

1、社会结构范式

社会结构范式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起源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正和完善的“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另一个是以唐纳德·博格为代表的“推—拉”理论。

刘易斯坚持两部门经济，即“资本主义”部门与“非资本主义”部门。资本主义部门被看成是城市经济🫷🏽，非资本主义部门指农业或农村经济。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非资本主义部门⚖️，但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张，开始从非资本主义部门吸纳劳动力，出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地理上迁移。只要资本主义部门得到的工资收入高于非资本主义部门得到的收入🧆，农村劳动力就会出现迁移，并且迁移的机会成本是零^[1]🧼。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作了进一步的改进🤽🏿‍♂️。认为农业生产率提高、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会展开对劳动力的竞争，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外流的主要因素。只要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农村隐性剩余劳动力还是会源源不断向城市转移^[2]。托达罗作了进一步的改进，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定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以及迁移者对迁移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迁移动力不仅取决于城乡收入差异👋🏿，还决定于城市的就业率，即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托达罗坚持“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是每一个潜在迁移人口决定是否迁入城市的基础↖️，只要预期的实际工资水平高于农村的实际收入🧑🏻‍🦯‍➡️，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就会继续下去^[3]。

以唐纳德·博格为代表的“推—拉”理论认为，在人口迁出地和人口迁入地分别存在着各自的拉力和推力。迁出地的“推”的力量大于“拉”的力量，占主导地位；而迁入地“拉”的力量大于“推”的力量🤘。综合起来，人口之所以转移，主要是这四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4]🐝。是否迁移除了受到流入地和流出地“推拉”合力作用结果的影响外🛌🏼，还受到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一些中间障碍因素的影响，比如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会对流动产生影响^[5]🙆🏽‍♂️🏋🏼。

2👨‍🦽、个体主义范式

个体主义范式以舒尔茨等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为代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舒尔茨最先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主要是人力资源中除了基本的数量特征之外的“技术、知识以及影响人的生产能力的属性之类的质量成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者寻求职业的过程🧹，是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选择的过程，当迁移的收益大于迁移的成本时🥋🍙，就会做出流动的决策^[6]。

具体到我国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分析上，曾出现过“盲流”与“理性流动”之争。“盲流”论认为我国的民工潮，无论从量的规定性看，还是从质的规定性看，都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和盲目性🤵🏽‍♂️，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流动^[7]🙆‍♀️。民工潮具有流动动因的诱导性，流动形式的非组织性🥍，流动过程的无序性🤛🏼🕚，流动目标的不可靠性🔮，流动后果的难以承受性等特征👩🏼‍🏭，是一种自然性的盲目社会流动^[8]。与“盲流”相对应的是“理性流动”。“理性流动”观点认为，作为理性的人，迁移者寻求职业的过程，是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的选择过程👮🏽‍♂️。以寻找就业机会为目标的劳动力迁移并不是盲目的🛟，流动者利用亲缘、地缘等初级关系在找工作中的重要性🩳，最大限度地减小流入城市而成为失业者的风险^[9]。农民工外出流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他们在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方面有着自身的考虑与权衡🧑🏼‍🦲。对外出成本、可能收益🪕🚴‍♂️、潜在风险以及未来期盼与归属有着慎重的判断与规划^[10]🤹🏼‍♂️🤬。

3🛷、对两种范式的反思

（1）理解乡城人口流动需要采取社会转型进程的纵向历史视角。乡城人口流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某些时期🏫，宏观制度层面的发挥作用显得更重要，在另一些时期👨‍🍳，个人层面的能动性发挥更为充分，但不管是哪一时期哪种层面占主导地位，都绝不意味着另一层面和其他因素可以忽略不计。（2）绝对化地界定乡城人口流动是社会结构层面还是个体层面，实际上是思维方式简单化的表现👨🏽‍🦲。实际上，流动的原因相互交织，非常复杂🤵🏽，纯粹的个体层面或纯粹的结构层面都只存在于理念中💪🏼。（3）社会结构层面强调了外部因素在迁移中的作用，却忽视了个人的作用🏃‍➡️📿，因而未能回答好这个问题——当面临相同的境遇时👩‍👩‍👧‍👦，为什么有的人迁移而有的人不迁移💂🏿‍♂️？个体主义范式看到了个人能动性的发挥，但实际上，个体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纯粹的不受任何干涉的个体意志是没有的或说是想象的👱🏻‍♀️。因此🤘🏽，乡城人口流动必须既考虑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又考虑到个体行动者的主体参与。以上三点反思将尊龙凯时娱乐的分析思路引向社会互构论的视野。

二👩‍🦯‍➡️、理论视角

社会互构论对个体和社会两大主体的互构共变关系进行分析和阐释，并着重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现实经验事实进行研究和刻画。简言之，社会互构论是关于个人与社会这两大社会行为主体间的互构共变关系的尊龙凯时AG理论。所谓互构，是尊龙凯时娱乐对参与互构主体间的关系的本质刻画，即指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相互建塑与型构的关系🍥🧑🏼‍🦰。所谓共变，是指社会关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的相应性变化状态，相应性是共变状态的基本特征📡🍹。社会互构论的基本观点是🗜，个人和社会分别表现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相互关联的两重含义🙍‍♂️：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则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的演变过程👩🏿‍🦱。社会互构论既确定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共时性和共变性的互构关系〰️，也排除了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性陈述的必要^[11]🙌🏿。

三🧑🏻‍🔧、社会互构论视域中的乡城人口流动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六十多年时间里🥩，乡城人口流动经历了三个各具特征的时期。

1、机械静止期：过于刚性的制度与基本缺位的个体

此阶段主要为建国以来尤其是人民公社制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这段时间，过于刚性的制度与基本缺位的个体使得个人与社会间形成一种恶性互构🩵。

（1）过于刚性的制度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法的形式将全国居民分别登记为农业居民和非农业居民。该条例第十条规定：“公民从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未办理迁出手续的农村居民不能迁入城镇🎩✌🏻，否则就是违法行为。该条例的实施，标志着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开始受到严格限制。1958年2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的补充通知》🙅‍♀️🥘，1959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这一系列措施都对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进行严格限制。实际上当时我国的“城市化抑制”政策不单单是户籍制度☪️，从1960年代起，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生活必需品和日用消费品的控制😲，严格实行城镇粮食定量供应制和日用商品凭票供应制，粮票及各种票证的发放💇‍♂️，皆以正式登记的户口为依据👮🏼😋，并且禁止自由市场交易和创办企业，以及事实上不允许城镇住宅的租赁和买卖等。严格的城镇居民食品（尤其是粮油）供应制度，使得进城的“乡下人”无法在城里长时间生存，这种釜底抽薪式的管理制度，有效限制了乡城人口流动。

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农村土地制度由农民所有、集体经营转变为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𓀕，国家通过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来控制和管理土地上的生产经营活动💆🏻‍♂️👩🏼‍🍳，土地上的任何权利都不能转移、出租🧑🏻‍🎨。土地的经营使用权完全掌握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手中，对土地资源，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无占有权和处置权。集体核算时期，集体成员不能擅自离开集体到外面搞副业，个人只享有在集体参与集体劳动并从集体获得自己收入的机会🤷🏼，其他私人性经营活动或非集体经营活动都受到严格控制🤦‍♂️。考虑到粮食安全🧁，政府极力想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以保障粮食供应。

（2）基本缺位的个体

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其他如粮油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的严格限制下🔹，个体的力量显得极为微弱，个体处于基本缺位的状态🧑‍🎨。农民在经营上无自主权，在分配制度上缺乏激励机制。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做法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出工不出力成为自然现象，中国农业生产长期处于低水平徘徊中👨🏽‍🏫，掩盖了农业人口严重过剩的事实👩‍❤️‍💋‍👩。同时👌🏽，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农民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甚至连吃饭、睡觉等最基本的需要都无法满足👨🏼‍🦰，过于刚性的制度没有给予个体任何可以活动的空间。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群体利益服从于国家意志的号召下，凭借一系列制度安排，国家力量全面介入，控制了个人和家庭🪄。农村和城市被人为地固定了，处于一种受压制的机械静止状态。虽然也有人口流动，如“干部下放”劳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并且数量还很庞大，但这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考虑而作出的决策型运动🚣🏿‍♀️，个体能动性基本被埋没。

（3）恶性互构下的机械静止型状态

这种过于刚性的制度体系虚化了社会成员的主体身份🍩，当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体时😺👨‍🔬，这些社会主体实际上已经成为“名义主体”。个体意识到生存资源惟有服从国家才能获得的时候👨‍🎨💱，他们就被迫“自由”地选择了同国家的这种关系。两者建立的互动秩序结构是一种控制支配结构，是一种非自愿模式🧚‍♀️。在这样的秩序结构里面🆕，“命令——服从”的互动关系成为秩序建立的机制。国家垄断了一切资源和权力，从而垄断了主体的资格，垄断了话语权和解释权^[12]。“社会互构论”强调实践过程的“多元互构”性质，从逻辑上说，“多元”是“互构”的最基本前提，因为，“一元”本身就否定了结构性🧶，因而无所谓“互构”^[13]🤵🏼‍♂️🧑🏿‍✈️。由于国家一方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个体这一方，个体社会主体权利的丧失使“互构”变成了单方面的“控制——依附”关系💀，没有互构，也就谈不上共变，国家与个体的互动其实是一种恶性互动，实际上是国家在控制、支配、命令个体。这种恶性互构遏制了社会主体成员的自由，牺牲了一方的利益需求。农村资源被源源不断地汲取到城市，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出现。这是一种“零和博弈”👨‍🦱，换来的只能是社会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阻滞🐷，体现的是一种旧式现代性🧑‍🦯。当然🍇，任何绝对的静止都是不存在的👩🏽‍⚖️，即使在制度如此刚性的时期😾，也还是有极少数人口流动渠道，如家庭团聚（与配偶或父母团聚）、城镇单位招工🤸🏻‍♀️、考上大学或者参军等。然而，通过这些非常有限的途径来实现人口流动显得极为困难🖨。

2🧑🏿‍🔬、城乡钟摆期🧴：渐行柔性的制度与日益突出的个体

此阶段主要为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1世纪初期这段时间🚫，国家对过于刚性的制度进行改革◼️🤷🏿‍♀️，个体的能动性逐渐得以发挥，个体与社会形成一种初级形式的良性互构，乡城人口流动频繁且呈现钟摆效应💒👮🏿‍♂️。

（1）渐行柔性的制度

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通知》第一条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集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至此👳‍♀️，农民涌向城镇的闸门逐渐开启，为农民进入乡镇工商业就业和集镇落户打开了一扇窗，引起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和集中。继小城镇一级松动后，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城市企业招工体制、城市粮食购销体制🍾、户籍管理体制等进一步改革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城市化抑制”在大中城市出现松动和部分解除🧐🫐。其中，户籍制度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国务院1997年6月批转了《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并在有关省市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试点；上海、广州、厦门等一些大城市也自行出台了类似“蓝印户口”🤜🏽、“居住证”制度等一些新政策，一些省区开始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实行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的城乡户口登记管理一体化改革。为农村劳动力流向大中城市创造条件🌮。

1978年人民公社终于走到了尽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农村原有的生产队式的集体制度，将耕地的使用权转让给农户🔵，并与农户签订长期的耕种合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解除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劳动的束缚🙎🏻‍♀️🥥，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制的解体、“包干到户”的普遍推行🏂🏽，极大释放了农村生产要素，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加之土地数量有限，人多地少🎳，在集体制时期所潜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突显出来🏊🏼‍♀️，为劳动力流动从供给方面准备了条件💂‍♂️。

（2）日益突出的个体

中国农民从来都不缺乏创造性🪂，中国改革最早从农村突破，小岗村农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试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改革的序幕。个体能动性日益得以显现，体现在诸多方面，下面列出较具代表性的几点🦹🏼‍♀️。第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一改以往的消极怠工局面，农业劳动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丰收🚲。第二，小城镇放开后👸🏿🚶🏻‍♀️，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劳动力还不能直接流向城市，于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种“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模式，缓解了就业压力，创造了中国特色🧒🏻。第三，农民来到城市后🏃‍♀️‍➡️，由于就业信息不充分，各种职业中介不完善，存在找工作的困难，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亲带亲，友带友👈🏌🏽‍♀️，邻居帮邻居，老乡帮老乡”的找工作方式。第四🛂，农民工根据血缘、地缘等关系在城乡结合部租房居住，使自己拥有一定的社会交往圈，丰富业余生活，在困难时获得一定的社会网支持🌠，逐渐形成了各种“城郊村”、“城中村”等特定区域。第五，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使年轻力壮的农民在城市更容易找到工作，而配偶、老人和小孩因不具备优势而被留守在农村老家，改变了传统的家庭模式以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等在城市稳定下来后👩🏿‍🦲，再把家庭成员如配偶💁🏽‍♂️、小孩接到城市。

（3）渐入良性互构下城乡钟摆型流动

随着过于刚性制度的退出，个人作为能动的主体👨‍👩‍👦，在和原有秩序结构的博弈中逐渐获得主体身份与资格，不再是简单地受制于国家的支配和控制🍀，加强了同国家的平等对话和协议⚁。个体获得资源不再依靠行政再分配，而主要由市场主导，这使得个体能够依据市场的规则获取资源👖，成为独立、平等的利益主体🎵。双方主体地位身份的初步确立，使个体与社会的互动逐渐转为初级形式的良性互动🪗，具有了互构的内容🗝。个体与社会两大主体相互形塑，互相推进，发生互动的双方的关系不再是单向的、以一方的命令和权威为惟一的方式🍵，而是具有协商、交易的性质👿，在互构中实现共变。略举几点：第一👏🏼，农民种田积极性高涨，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促使了国家粮油供应制度的取消🚵；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工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原来的“隐性失业”变成了“显性失业”🐃，促使国家正视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对阻碍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务工的制度进行变革；第三👙，流动人口来到城市，用实际行动为城市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各种“城中村”的出现✍🏿，表明农民工尚未融入城市🧑🏼‍⚕️，促使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第四，农民工采取各种正规与非正规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使政府看到了农民工在城市遭遇的种种不公正事实，从而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总之，在个体与社会的互构共变中，双方逐渐获得双赢😆，走向和谐轨道。

此阶段的互构共变存在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国家依然处于强势地位，个人仍处于弱势地位👐🏻。往往是先有国家层面改革的发生，再有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在共变过程中有较明显的先后关系；二是国家层面的改革具有一定程度的被动性特征。往往是个体的意愿经过非常强烈的表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国家才会采取相应措施来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国家在互构共变的过程中，较少具有主动性特征👩‍👧‍👦。因此🤦🏽‍♀️，这是一种初级形式的良性互构，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良性互构谐变💇🏽‍♀️。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制度的渐行柔性给了个体以更大的空间，但不得不承认🤹‍♂️，现实中对农民工还存在着诸多歧视和排斥，包括经济排斥、政治排斥👩‍🦽、文化排斥𓀉、社会保障排斥🧑‍🚒、教育排斥、社会网络排斥和空间排斥等众多方面^[14]。城市社会诸多的排斥与歧视降低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空间和就业预期。作为个体的农民工♝，其中的绝大多数尚不能在城市定居下来✖️，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他们往往是在城市工作，把家留在农村⚖️，在农村老家与城市工作地之间钟摆型来回流动，在城市赚钱，回农村老家消费。这与封闭静止期相比7️⃣，是巨大的进步，这是主流🙏🏼。但还是遗留下来一系列问题🧙🏻，处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逐渐转变过程之中🎡。

3、有机和谐期：刚柔相济的制度与全面发展的个体

此阶段主要为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段时间🛋，国家对各种不合理制度继续进行变革🏌🏽‍♀️，做到刚柔相济👎🏻🧑‍🔧，个体走向自由、全面发展🪒，个体与社会在互构共变中走向有机和谐。

（1）刚柔相济的制度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确立“服务型政府”定位🤽‍♂️，为乡城人口流动和融合提供了指导思想🏄🏻‍♀️。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各种不利于人口流动的政策得以加快改革，政府开始逐步清理和废止对流动人口带有歧视性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尊重和保护流动人口的权利🍻。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农民工正式列入产业工人队伍。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第5号文件《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确立了五条基本原则✤：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这些都表明我国农民工政策已从关注生存型的问题向生存型的福利转变🚴🏽‍♂️，从关注发展型的问题向发展型的福利转变^[15]。“以人为本”理念的落实为乡城人口流动创造了更宽松的条件🥤。各地在中央政府指导下🥏，结合本地实际，在户籍制度等相关制度上进行了继续改革。如2001年8月😾，石家庄市在全国省会城市中首次推出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市区户口准入限制⇨，标志着大城市户籍制度开始进入以住房和职业（收入）为基本条件的“准入条件”制阶段。到2007年，全国已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

为进一步发展农村生产力，解决农民后顾之忧➡️，中央在土地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0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中发[2001]18号）❄️🪽，明确规定，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2003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正式获得了法律的承认，一个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成为可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新型土地制度正式确立💀。2005年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建立产权清晰😈、农地自由流转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有利于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解除流动的后顾之忧。

（2）全面发展的个体

时光转移到今天，进城务工人员各方面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再是原来简单的赚钱目的🥎，而是追求全面发展。表现为诸多方面：第一，在工作上。新生代们不甘于包揽城市人不愿干的苦、脏🚴🏻‍♂️、累、险👨‍🎤、毒等工作🧑🏻‍🚀，而把能不能学到技术、增长见识、增进才干作为更重要的标准。就业目的已从“挣钱”转向“挣钱🧑🏿‍🎓、见世面👨🏻‍⚕️、谋发展”等多重目标👨🏼‍🏫，进城务工的心态转变为以发展理性为主。第二，在利益诉求上。新生代们诉求工资待遇的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善👩‍🏭，诉求基本的尊严👩‍🚀、基本的社会保障，诉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诉求平等的竞争和公平的待遇👺。第三🛫，在目标上➞。新生代们已由“经济型”转向“生活型”🌳，对他们而言📵，城市同时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发展前途🎲。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实现“享受都市生活，实现都市梦想”的目标。第四，在权利维护上。积极追求个人的价值、利益和尊严，新生代们期待的不仅是外表的“进城”，而且更渴望能拥有和城里人一样的权利，享有“国民待遇”。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城市和资方博弈✷，希望政府畅通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和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对相关法律法规了解和认知程度明显提高，较有维权的勇气和意识以及相应的维权手段与方法⚗️。总之，新生代们更具有改革、进取、创新🦆、务实的精神，更强调主体意识和平等意识，更注重市场原则。他们来到城市，不仅仅是完成地理空间上的转移🌒，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到心理心态等全方位的转型与变迁👧🏻。来到城市，就是为了在城市能实现全面发展，并最终扎根城市💇🏽‍♂️。

（3）互构谐变下的有机和谐型流动

步入新世纪，随着个体作为独立主体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和提高🧑🏼‍🔬，各种利益表达机制和维权机制更加完善👰🏽‍♀️，同时🙍🏻‍♂️，政府遵循“以人为本”的宗旨🦵🏿，定位服务型政府🙎🏼‍♂️，个人与社会间进入真正的良性互构阶段。个人的本性在于追求自主权益，社会的职责则是提供权力规范。两者之间既有深刻裂痕和剧烈冲突🏃，同时也高度依存、相互型塑。社会关系主体之间存在着互构共变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个人和社会处于一种相应的、交互性的、共时共变的过程性状态^[16]。“社会互构论”认为尽管社会生活中的差别、矛盾、冲突🪫、对抗将依然存在🌏，现代社会实践的本真意义和主流趋势是“互构谐变”，是在不断地“求同存异”、“异中求同”之中走向和谐🤸🏽‍♀️。也就是说当“个人”和“社会”在“互构谐变”的实践中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即当尊龙凯时娱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再感到社会生产是一种压抑💁、社会秩序和结构是一种限制、社会权力是一种异己力量的时候，个人的无限潜能和激情将自然地汇入到社会和集体行动的洪流之中🦢，实现从差异走向认同的事业^[17]。个体与社会实现良性互构谐变，城乡人口流动最终走向城乡融合🀄️，农村和城市走向城乡一体化发展，共同促进，相得益彰。

与城乡钟摆期相比🦸🏿‍♀️，有机和谐型流动阶段的个体与社会互构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个体的社会主体性地位进一步确立和稳固，个体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提升，个体与社会更加趋于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主体🧝🏼‍♀️🧙🏻；二是在互构过程中，个体的能动性作用进一步增强🔵，国家层面也更为主动™️，由原来的被动型更多地向主动性转变，确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主动为乡城人口流动创造条件🧑🏼‍🍼，落实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

四🏂🏿、结论与讨论

乡城人口流动是在个体与社会的互构共变中逐渐走向自由与和谐，单独讨论社会结构层面或者个体层面都有失偏颇。我国的乡城人口流动已经走过了过于刚性制度与基本缺位个体的机械静止期阶段💐，现在正处于城乡钟摆期和有机和谐期共存的阶段，或者说处于由城乡钟摆期向有机和谐期转变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利于乡城人口流动的制度被不断改革🛌🏿，各种有利于人口流动和融合的新制度在不断建立，最终走向制度的刚柔相济💅。个体的能动性得到越发重要的显现😚，个体与社会成为互构共变中的独立主体。当然，应该指出，第三个阶段的有机和谐期🌤，现在还只是出现了显露的苗头😕，还没有真正成为现实，只是一种理想模式，存在于未来的追求之中，是尊龙凯时娱乐的希望和奋斗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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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urban Population flow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utual construction theory

Xiong Fengshui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it will biasedly when we inspect the rural-urban population flows from the single aspect of social structure or individual , it needs placed into the covariation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al structure to research. China\'s rural-urban population flow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phases:the mechanical quiescent period of excessively rigid systems and basic absence of individual; the urban-rural pendulum period of gradually flexible systems and increasingly manifested individual; the organic harmony period of tamper force with mercy systems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ividual.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al structure started in malignant interaction,then changed to primary benign mutual construction and finally turn toward to the true organic harmonics states.

Key words: Theory of social mutual construction; Individual; Social structure; Population fl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