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地居民的日常抵抗

——以徽村拆建房风波为例

周春发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文章以场域行动者为理论视角🖐🏼，透过徽村一系列拆建房风波的深入分析，展现了徽村村民在徽村旅游场域中日常抵抗的行动逻辑与实践过程。研究表明，由于旅游分红的不公、村落保护制度的失效、新村建设的难产等因素的影响，徽村村民采取了拆旧建新这一将文化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的行动策略🐆。此举可能导致徽村社区的迅速衰退。

[关键词]行动者；日常抵抗👨‍🦲；乡村旅游；古村落；社区变迁

[中图分类号]F59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2-0000

一🦹‍♀️、研究缘起

 徽村^[①]是Z省东北部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古村落。因其世外桃源般的生态环境与保存完整的徽州文化遗存，徽村先后被评为“国家级古文化生态示范村”（2001年）🤞🏻、“中国民俗文化村”（2002年）👟、“省级历史文化名村”（2004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旅游开始兴起🙆🏼‍♂️↪️，徽村逐渐向世人揭开它神秘的面纱。2000年9月21日，徽村村委会成立旅游公司🌧，正式开发旅游业。在旅游开发之前🙋🏽‍♂️，徽村的老房子占绝大多数🫳🏼。村落整体上呈现典型粉墙黛瓦的徽派风格。伴随乡村旅游热潮的到来，一部分富有商业头脑的村民开始大兴土木，拆旧建新🤛🏽。村民普遍采用钢筋水泥结构👩‍🦳，房屋层数由一、二层增至二层半或者三层，大门大窗🎠，也不再有漏财之类的风水禁忌。村里的新房子与老房子的建筑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原本“天人合一”的村落风貌受到严重冲击。

   2004年5月徽村“拦车事件”[②]之后🧛🏽‍♀️💢，原徽村村支书葛春林下台。其后两年徽村领导班子更迭频繁，村委会管理处于相对松懈🤜🏼、混乱状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拦车事件”，徽村村民更加认清了村委会与上级政府是“一丘之貂”的社会事实。既然暴力抗争的集体行动因成本过高而不太可能重复,作为理性行动者的村民♞，转而选择更加温和、更加隐蔽的“日常抵抗”[1]形式——违章拆建房🫲。一股拆房建房的风潮正在徽村悄然兴起🤦🏼。

二🔄、理论视角与方法设计

本文采用场域行动者的理论视角☯️。场域理论属法国尊龙凯时AG家布迪厄（Bourdieu）首先提出💇🏻‍♂️。它旨在阐明场域、资本😘🤾🏿‍♂️、惯习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体系。其核心内容是：一个场域由附着某种权利(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空间的一系列客观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2]行动者则是被赋予了一整套性情倾向的社会化了的有机体。场域是行动者生活实践的运作空间🤧。在本文中，笔者将徽村古村落视为一个旅游场域。徽村村民作为这一特定场域中的重要行动者，与游客、地方政府、外来投资者等其他重要行动者等占据不同的位置，依据各自的惯习✤，进行不同类型资本（资源）的竞争与转换🦶🏽💮，共同推动了徽村场域结构的变迁🖇。

本项研究属于质性研究🧜🏼‍♂️。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3]👶🏻。资料收集方法是深度访谈法👙，辅之参与观察法🧖🏼、文献法等多种方法。2007年至2009年间，笔者连续3年对徽村进行了追踪调查✷。笔者通过私人关系进入徽村🧎‍♀️🤰🏿，吃住在村民家里，参与他们的生产🚫、社交📬、休闲娱乐活动🦹🏻，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了长时段深入观察🛀🏼👩🏿‍🍳。笔者还选择了20多位的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主要访谈对象是：徽村村委会、当地的镇政府、县旅游局；徽村旅游公司（与徽村村委会实为一家）；村民家庭；游客；乡土专家🧎‍♂️；等等。资料分析方法是过程——事件分析法🤟🏼。这一分析方法突破了结构/制度分析的局限🤸🏿‍♂️，凸显了行动者的力量🧹。其特点是针对“事件”的分析，真正把“事件”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把过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对其中的逻辑进行一种动态的解释，以期发现社会生活的隐秘[4]。本文通过徽村村民作为重要行动者以及其拆建房过程事件的“深描”，一定程度揭示了徽村旅游场域之中各个行动者为了各种利益、资源展开竞争与冲突的过程。

三🧑‍⚖️、徽村拆建房风波的过程——事件分析

（一）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徽村民居的大规模拆建风潮肇始于下徽村村民葛丽娟家。2005年某日，溪口镇王书记到徽村考察工作🐸👟。葛丽娟因与他是同学关系，乘机提出了拆旧房建新房的要求。王书记到其家参观后认定其为“危房”，同意拆除重建◽️🔶。没有料到的是，葛丽娟绕开古村落保护法规拆建房屋的行动，开了村民违章建房的恶例。其他村民纷纷跟风，迅速召集家人与亲友🫷🏼，将自家的老房子扒掉🍍，在原地基上建起新房。一时间，村里道路尘土飞扬🪯，下徽村俨然成了大的建筑工地🥋。游客对此颇有怨言。2006年，下徽村突然冒出了12栋新房子。它们都属于违章建筑😼。正如李培林所言，“农民的谋利欲望一旦有了实现的机会，那种打破一切传统约束的势头🏊🏿‍♂️，似乎什么也挡不住了。政府的规定、传统的风水、自然采光的限制、村落祖居的规矩🕵🏿‍♀️，什么都挡不住🐂。”[5]徽村近乎疯狂的拆建房风潮👨‍👨‍👦‍👦，在当地群众中议论纷纷🛵。桃源县政府派出工作组入驻徽村进行调查。最后以每个违建户处以罚款500元的措施而平息此事。

（二）村里正在演大戏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拆建房事件并非指单独的事件。它由一系列与拆建房相关的小事件组成。直至目前，一幕幕围绕拆房🔎、建房展开的乡村大戏，还在徽村不断地上演🤜。

1。场景一：违章拆建成功

王木林，男，63岁🧔，小学退休教师🖐🏼，下徽村人。其家老房子地处村正中十字路口，旅游线路必经之地🚴🏽‍♂️，属于村落规划中的核心保护区🏑。早在2005年拆房风潮期间✌🏻，王木林打电话通知远在温州的儿子🤞🏻、媳妇匆匆返乡，开始拆房。待到王家房顶和楼上房间基本拆除时，溪口镇和村委会干部赶到，要求停止拆房，恢复原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王木林与村委会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将老房恢复原貌，损失由村委会承担。这次王木林家的拆房行动晢告失败。但是王家一直在寻找新的时机🧑🏼‍🏭。

2007年10月8日👰🏼‍♀️，为了不打草惊蛇，确保拆房成功👩🏼‍🚀，王木林家选择在凌晨6点钟，雇用邻村的村民再次拆房🧑🏿‍🏫，村主任王青山发现后报告村支书王友生👨🏼‍🦳，再上报至溪口镇⛹🏼‍♂️、县城建局。三级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赶来处理此事。这次执法行动却没能奏效。相反𓀇，王木林手持上次与村委会的合约，反而显得“理直气壮”🧑‍🦳。笔者在徽村调查过程中👨🏽‍✈️，亲眼目睹了王家拆房的过程，也看到了王家新房的面貌。王木林对笔者坦言：“站在旅游的角度🕋，老房子要保留🏂🏽，不能拆。站在家庭的角度🆖，又必须拆🧭。”他向笔者列举了为什么拆房的理由🧘🏼。主要有✍🏻：

（1）我家一家三代5口人住在楼上两个的房间里。孙子现在7岁，过几年后，需要单独的房间。平时亲戚往来，根本没有房子住。

（2）上面楼层低矮，面积又小🪴。每年夏天，全家过着“火焰山”般的生活，苦了多年🧑🏻‍🤝‍🧑🏻🐇。

（3）溪口镇和村委会欺骗了我家。三年前（我家与）村里签协议‼️，（村里）答应划出一片新的地基供建新房，去年（2006年）村里曾划了一块150平方米的地基准备建房🏫，3个月后又被告知这片土地不能做房子，溪口镇政府没有批准👏🏼。

（4）当时村委会承诺，如果旅游线上其它村民家做房子，他家也可以做👩🏻‍🦳。

在这个场景中😈，王木林家与村委会围绕建房的博弈行动中，以退为进👨‍🦯‍➡️，化劣势为优势，终于取得胜利。村民王木林在上述的几条理由中，无不强调他家拆房的“合情合理”（却不合法），但是对其利用新房开旅馆、开店面的经济动机避而不谈🙎🏿‍♀️。

2🕣。场景二：违章建房失败

王木林拆建房前后，下徽村不少村民家在未经政府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也在村中建新房🧑‍🦽。但不是每家有王家那么幸运💤。村民王丽珍，女，33岁，下徽村人🪁。其家有四姐妹，本人留在家乡招婿☝🏿。早年夫妇两人皆在浙江温州打工😏。2005年受建房风波影响，想建新房，开旅馆，搞旅游。在得到某村干部口头许可的情况下🫅🏿，王丽珍家在村外自家菜地筑地基🥘🚨、打屋桩，边建房边等审批，先后投入３万元🦹🏿‍♀️👨‍🎨。2007年7月12凌晨6点多，溪口镇等部门根据村民举报的信息，派人用几辆挖掘机将在建的新房推倒，将地基夷为平地。被推倒��房子还有其他两家🙍🏻🗝。王丽珍家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由于建房未经政府部门批准🏭，违法事实在先🥧，王家也无可奈何。据王丽珍说，因其新做的房子位于村外入口处，地理位置优越😌，下徽村几家大饭店的老板（也是下徽村村民）怕这些房子做起来🤖，会抢了他们的生意🤘🏼，因而举报到县里。

3。场景三：合法建房典范

王根兴🐛，男🟡，55岁，下徽村人🕺，小学文化，中共党员💣，新礼耕堂堂主🧗🏻。礼耕堂是清朝时其先祖王兆璋在广州作茶叶出口生意🧙🏻‍♂️，获资巨丰，回乡以后👨🏻‍🍼，花费三年建成的精致私宅。它是当地徽派建筑的经典之作。王根兴早年在外经商多年🕵🏻‍♂️👩🏽‍⚕️，走南闯北👨🏼‍🔧，经历坎坷。他秉承了诚信、崇文💆🏻‍♂️、落叶归根的徽商精神🤡，被称为新徽商的代表✋🏼。2001年，他个人以10万元购下已经破败的礼耕堂客馆（东段）部分，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缮，力图恢复祖上老宅的原貌。笔者第二次调查时（2008年11月）🕵🏻‍♀️，新礼耕堂基本完工👨‍🎨，正在进行内部装修👨🏿‍⚖️。早在旅游开发之前（1999年）🙍‍♀️🏊🏿‍♀️，王根兴召集日升堂族人🦩👬🏼，共同签订了“古居管理公约”🍵，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古居的措施📖。由此可见王根兴的远见卓识。对于旅游开发以来村民拆建成风、村落严重破坏的形势，王根兴对笔者直言，“作为有良知的徽村人💃🏼🤸🏼，我感到忧心忡忡……村干部不肯担当，做事不认真。”他还坦陈，“保护古民居，从我做起👇。”

四🈶👸、徽村村民违章拆建行动的原因分析

对所有到访的游客🕵🏿‍♂️，徽村村民都会自毫地说，徽村的旅游特色就是“前看房子🙌🏽，后看树”。徽州地区盛行着封山育林的习俗👵🏻，村民对山林的保护意识较强⇢。由于森林法规的施行、旅游产业的发展，徽村村民保护山林的意识比旅游开发前甚至有所增强🐣。但是，徽村老房子的命运却不容乐观。近年来，村民在村中建起了一幢幢现代化的楼房，村里的老房子越来越少。特别在下徽村，村民违法拆建的情况非常严重。为此，笔者对徽村现任村支书王友生进行了一次深入访谈👮🏽‍♀️。王书记解释了其中的一些原因👨🏼‍🎨：

（1）徽村在整个桃源首家搞旅游，开始没有制定规划，到2006年才制定规划⛹🏻‍♀️。村委会没有执法权，对百姓没有约束力。

（2）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村民自然要把以前的旧房拆掉，盖新房。

（3）徽村严重缺少土地💹🔓，没有建新的居民点。

（4）旅游发展太快。徽村家庭旅馆有36家（实际上有80多家）。其它村民看到盖旅馆赚钱，纷纷跟风而上。

（5）村委会管理工作也有失误之处。

笔者带着同样的疑问请教徽村的“百事通”——王老师。他的回答说出村民的普遍心声：

（1）徽村的旅游管理跟不上形势，村民旅游分红太低。以前每人每年100元,去年（2006年）起150元。一家3口人,一年旅游分红也不过三四百元🧝🏻‍♀️。村中老房子开一店面🍿，一年租金也有五千元。如果自己卖东西的话🧘🏼，一年收入至少也有上万元。

（2）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使许多村民不顾村委会的规定，纷纷破墙开店，或者将老房拆除，建新房🏵。

（3）徽村历来土地少，搞旅游、建高速又少了好多。而现在国家土地政策深入人心🦸🏿，村民对土地的权益维护意识加强👲，2001🧑🏽‍⚕️、2002年村里征地时每平方才2~3元👆🏽，现在，每平方多少元？（目前为6元）村民自然不愿出让土地。

（4）村里规划做了好几回。2003年青鸟集团承包也搞了一个🩸，2006年上海社科院又搞一个规划👩🏼‍🦱，都没能实施👨‍🦼‍➡️，一纸空文。”

透过上述王书记与王老师的两段访谈记录，笔者对徽村村民的拆建房原因有了基本了解🤴🏽。两位受访人都强调村民建房追逐经济利益的动机❔。王老师更加强调了村委会在旅游分红方案的严重不公。显然，王老师的回答更符合事实。笔者进一步的追问是❄️，何以村民明明违法的拆建房行动，却屡屡取得成功🥊？

古村落是桃源旅游的核心吸引物。如何解决古村落保护与开发这一历史难题👷🏽‍♂️。桃源县在古村落的组织与制度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在组织机构方面🏋️‍♀️：2003年9月🚶🏻‍♂️，成立“桃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建设联合工作组”，由分管副县长任组长。在法规政策方面：桃源县政府先后制定并颁布了《桃源县主要公路沿线、景区（点）及历史文化名村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规与文件👨🏼‍🚀。并规定了村民建房审批流程。从徽村与桃源其他古村落的发展实际来看，这些制度与法规在实践过程中的效用是大打折扣的。

同时🌹，桃源县政府借鉴周庄等地的“双村保护”经验，在每个古村落保护区外，由所在地乡(镇)政府划定一块规划新区用于村民建房，采取市场运作的方式完成新区的征地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新区的新建房屋也以不影响古村落整体和谐为前提，由县政府有关部门统一规划、统一图纸、统一审批。但是🏖，这一“看上去很美”的措施却收效甚微1️⃣。据郭华博士的调查🪷，村民不愿意到新村建房的主要原因，一是新村基础设施的欠缺，二是新村离古村落游览区较远💶。村民如果到新村建房，就很可能丧失了从古村落旅游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机会[6]🏛。因此，除2006年7月王口村有26户搬迁至梨园新区外，其他村落的搬迁规划被暂时搁置起来。

徽村同样面临“双村保护”难以实行的困境。2006年徽村历史文化名村规划指出：“为适应村落发展需要，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在上徽村古村落控制区外围的北部往长乐方向和下徽村古村落入口区的适当地段规划为村落发展区🫐，即新区。”但新村建设至今没有施行🙌🏼。其中原因大致有三🏀：第一，徽村地处山区中的山区🙌🏼，土地极其稀缺。村落周围很难找到合适的新村建设用地。第二，村民在古村落建新房🧬，最直接的经济动机就是开店摆摊、开设家庭旅馆，参与旅游当中来⛹🏽。如果将房子建在新区😞，则可能失去这些赚钱机会。第三，村委会的征地补偿标准太低。在此，笔者仅对第三点原因展开论述。

据《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01年）》🌊，对农民的征地征地标准是💟：2001年每亩8000元，2004年提高到12000元𓀎，2005年10月后为每亩15000元（约合每平方米22.50元）。其中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不过，虽然补偿费用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由于现行相关法律对土地集体所有权界定不清，补偿费的利益归属存在着不少问题🌠，农民实际所得远远少于补偿标准🦹🏻‍♀️。老葛书记在任时，徽村集体征地标准仅为每亩2000元👨🏼‍✈️，折合每平方米3元钱。在老葛书记任期🧝🏿‍♂️，在“低得可笑”的征地价格下，一些村民还是愿意出让土地。老葛书记如是说：“老百姓是很听话的，你要什么，他就给你弄出来。本来这里都是水田，很好的，他也腾出来，就给2千块钱的补助。因为都是��里人🧔🏽，谁不希望把村里建设得更好？”[7]为什么当时老百姓如此听话？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当时村民对土地的权利意识淡薄👇🏼。徽村土地稀少🧭，多数村民不依靠土地讨生活，而依靠外出打工、经商🙋、作手艺🏒、等等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其二，老葛书记工作作风较为强硬。即使部分村民对征地方案不满意⛹🏽‍♀️，也没有办法。近年来徽村旅游发展越来越红火👩🏽‍⚕️，各级政府的土地政策宣传深入人心👧🏻◻️，村民对土地的权利意识大大增强🫗。在村委会每平方米仅6块钱的征地政策下，村民自然将土地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而且，在建设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社会形势下💆‍♀️，徽村村干部很难因循老葛书记强硬的工作作风。这也许是王友生书记“吃不香🦪、睡不着”的原因之一吧。

五🤴、结论

在场域结构中，资本既是行动者争斗的工具，又是争斗的目标。布迪厄认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物化的”、“具体化”、“肉身化”的形式)。资本有三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中，文化资本是行动者在场域竞争中维持或改变各种力量关系对比与结构的文化禀赋。其具体的存在形式有三种：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8]🙅🏼‍♀️🚊。从资本的承载关系看，在徽村旅游场域中⏫，村民成为文化资本的主要承载者。原因有二👩‍✈️：其一，徽村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徽文化古村落🧚🏻。村民长期受程朱理学的浸淫🏃‍♂️‍➡️，形成了知书达礼🐊、崇信修睦的文化品格。这一文化特质深深嵌入于村民的身体与精神世界👩🏼‍🦳。其二，徽村祖辈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据2006年徽村历史文化保护规划调查，上、下徽村现存各类古建筑160多处😿。村民家里祖传的文物更是不计其数🤜🏿。正是村民拥有的前两类（身体化的、客观化的）文化资本使村民得以参与到旅游场域中的竞争与转换中来🙆‍♀️。以村民与游客的资本竞争关系为例，游客投入经济资本（金钱）以提升自身的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获得高质量的旅游体验。村民则竭力将他们的文化资本（老房子、村落风貌👩‍⚖️、民间风俗等）转换为经济资本，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从村民的惯习特征看，徽村耕地稀少，旧时多以外出经商、做工为生🙍🏿‍♂️🀄️。徽村村民的经商意识较为浓厚🏋🏿。旅游开发浪潮的来临，唤醒了村民尘封多年的商业意识🧑‍🚒。村民的思想观念日益趋于理性与功利，但是旧有的文化传统依然影响着村民的行动策略📣。比如村民对游客的友好态度💄、对山林强烈的保护意识、对老房子既要保护又要开发的矛盾心态。

不过，上述分析在于揭示徽村村民在旅游场域竞争中的行动逻辑的理想类型🎓。它与村民作为重要行动者的实践过程并不完全一致。在徽村场域结构中，笔者将村民视为具有认知能力和反思能力的行动主体——行动者👰🏿‍♂️。但是这个行动者是指西蒙所提出来的“有限理性”的人。布迪厄在批判理性行动理论时也认为，行动者的偏好结构是在个人历史与集体历史的辩证关系中被建构出来的^[2]☕️。分析表明🎗，村旅游分红措施的严重不公、古村落保护制度的失效➗、新村建设的难产、加之政府部门的执法不严等因素的影响，作为理性的行动者，村民选择了拆旧建新这一迅速将文化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的行动策略。然而，村民拆旧建新的理性行动，属于个体理性。如果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的话😟，它很可能滑向集体非理性的境地。池静、崔凤军借用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分析乡村旅游地发展的困境。所谓乡村旅游地的“公地悲剧”⛹🏿‍♂️？它是由于缺乏制度约束，村民之间的利益之争导致乡村旅游资源的耗损和旅游品牌的快速衰减，从而影响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9]。可见，“公地悲剧”是一个地区旅游发展不成熟的表现，又是旅游发展必须逾越的阶段🈷️。它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处理不好将会直接导致当地旅游发展的衰竭。“公地悲剧”是否会在徽村上演，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