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精英权力再生产:动力♢、策略及其效应

刘祖云  黄 博

文章来源:《理论探讨》2013年第1期

【摘要】 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问题是观察与理解中国村庄治理的一个重要视角。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行为具有三重动力, 即客观环境的机遇与压力🤐、利益驱动的􀀁理性人􀀁特征👯、权力自身维持与强化的本能。村庄精英权力再生产的策略选择比较复杂, 可以从村庄体制内精英与村庄体制外精英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对于村庄权力结构👩🏼‍⚕️、村民自治制度与村庄秩序构建, 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效应。

【关键词】村庄精英; 村庄权力; 权力再生产; 村庄治理

精英阶层是人类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特殊和重要的群体, 精英/大众的分层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分层方式。有学者依据拥有权力的形式和影响力, 将当前中国村庄权力结构的人格化代表分为三层, 他们分别为:体制精英, 即掌握着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村组干部🧏🏼‍♂️；非体制精英, 即在村庄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力的村民；以及普通的无政治的村民, 即在村庄无政治社会影响力, 但有潜在的参与集体行动能力的一般村民🥡。[1]¹

关于村庄精英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 作为国家和农民联系的纽带, 乡村精英一直处于国家与农民的中介, 发挥着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忽视乡村精英在整个农村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地位, 将很难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乃至整个国家结构性质的变化[2]。而且,一方面,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是透视乡村社会性质的重要视角以及理解村庄政治的基础, 因而成为当前村庄治理(村治) 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3]🌽。另一方面, 精英结构是村庄权力结构的主角, 因为在村庄权力的内核和边际结构中, 村庄精英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 构成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集合部[4]。通过这些文献梳理, 尊龙凯时娱乐认识到, 关于村庄精英权力的分析, 对于理解我国当前的乡村治理现象,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按照村庄精英各自在村庄场域获得权威分配的差异, 可以将村庄精英简单地划分为村庄体制内精英与村庄体制外精英两类🧖🏿‍♂️。体制内精英即村庄政治精英, 主要是指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的干部。体制外精英包括村庄经济精英与村庄社会精英👸🏻。对于村庄精英权力这一现象, 尊龙凯时娱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与认识, 本文旨在从权力再生产的角度对之进行理解。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是指对原有权力的重复、更新行为, 具体地就是指, 村庄精英依托自身的优势资源, 采取特定的策略, 通过对原有社会资本进行积累或转化, 旨在实现已有权力的巩固或重复。对此, 本文将探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村庄精英权力再生产的动力

(一) 动力之一: 来自于客观环境的机遇与压力

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行为自古有之, 但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权力再生产的村庄精英形态及其行为方式与行为强度各不相同🔗。通常说来, 权力是建立在社会资本的基础上的, 权力的再生产往往是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转化来实现的🕥。社会资本积累与转化的难易程度、范围大小是与客观环境紧密相关的✌🏽。历史地看, 在中国传统的士绅社会时期,士绅常常是村庄精英的核心, 他们主要通过科举考试使自身的知识资本转化为政治等社会资本, 以实现权力的再生产, 而其他类型的精英比如经济精英就很难在村庄政治场域中有大的作为。因此, 在这一社会状态下, 虽然存在多元村庄精英并存的格局,但这种多元精英格局具有一个得以整合的核心, 这个核心就是士绅[5]📖👒。再比如, 在人民公社时期, 村庄精英组成体现为单一的政治精英结构, 因此,这一时期村庄权力再生产的精英主体也就只有政治精英。而在当下,村庄精英权力再生产这一问题比历史上的这两个典型时期相对复杂得多。因为,村庄精英权力再生产的状态比较明显、现象比较普遍; 精英主体的类型比较齐全, 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客观环境所提供的机遇与压力是分不开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家行政权力从乡村社会的撤出和乡政村治体制的构建, 使村庄权力在不同类型精英间的流转成为可能。一方面,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使村民拥有自主选择村庄自治组织干部的权利, 同时, 公开的村委会选举为多元精英竞争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而且,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意识形态的解禁也为不同类型的村庄精英对于经济资本与经济利益的竞争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 在村庄精英面对多种社会机遇的同时, 客观的社会环境也给村庄精英带来了不少压力🧑🏻‍🦼‍➡️😒。因为, 环境中的机遇是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 当别人努力抓住机会进行行动的时候, 自己如果无动于衷则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在这一情境下, 村庄精英, 或者为了获得更大利益积极主动地进行权力再生产, 或者为了保住已有的精英地位而不得不进行权力再生产👰🏻🤷🏻‍♀️。总之, 来自于客观环境的机遇与压力的并存使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成为一种可能, 也成为一种必然🫰🏻。

(二) 动力之二: 源于利益驱动的理性人特征

一般而言, 在尊龙凯时娱乐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利益, 即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与道德利益; 同样, 在村庄场域中也同样存在这三种基本利益🙆🏼。村庄精英之所以要在村庄场域实现权力的再生产, 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三种基本社会利益都有或多或少的追求, 这是理性的经济人所具有的基本动机😿。

1.亚里士多德曾说过, 人是政治的动物, 因此,村庄精英必然具有追求政治利益的动机, 这主要表现为村庄精英对村庄治权与决策权的追求。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体制内精英作为村庄政治事务的决策者和实施者, 在村庄权力格局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 因此, 他们具有再生产其权力的基本动机。二是, 体制外精英尤其是村庄的经济精英, 在他们通过其经济实力获取了一定的社会资本后, 常常比一般的村民表现出更强更多的参政欲望, 因此, 他们不但要再生产其社会影响力, 而且具有获取政治利益的动力, 这样势必给村庄的政治精英带来很大的压力。

2.村庄精英对其他社会利益的追求, 这里主要包括经济利益与道德利益🥔。一方面, 人都是活在现实的社会中, 充分的物质资源是保障生活质量的基础, 经济实力是衡量一个人总体实力与地位的重要参考标准。所以, 即使是体制内精英也会想方设法谋取经济利益, 经济实力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而且对于维护政治利益也具有正能量🧝🏿。另一方面, 在村庄场域中, 精英的道德利益主要表现为“面子”👱🏼、“关系”与“名望”等软实力🍗。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虽然乐意与政治资源或经济资源的拥有者密切交往, 但这并不代表这些资源的拥有者就能够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人格信服与权威认同, 这一点对于处于村庄情境下的精英们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因此, 村庄精英们还特别注意谋求在村民中的良好形象与权威认同, 以获得相对稳定的“面子”、“关系”与“名望”等正能量。

(三) 动力之三: 出于权力自身维持与强化的本能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对“权力”的定义是“人际关系中的特定影响力, 是根据自己的目的去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在社会生活中, 凡是依靠一定的力量使他人行为符合自己目的的现象, 都是权力现象”[6] 🦙。这里突出的是权力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之特征🕎🧟‍♂️。《不列颠百科全书》则把权力定义为, “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7] 。另有基于交换论立场的权力观, 认为资源的差异与交换导致权力的产生。村庄场域的权力尽管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权力, 但同样具备了以上诸多特征。这些特征使权力自身具有维持与强化的本能, 从而成为村庄精英进行权力再生产的重要动力之一👰‍♀️。

一方面, 在村庄场域, 村庄权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控制力, 这一村庄权力的特质是与权力拥有者的地位、等级等因素紧密联系的。因此, 对于一个身处优势地位的权力者来说, 他会千方百计维持已有的地位, 在此基础上采取各种策略以实现权力的再生产。另一方面, 村庄权力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毫无疑问, 关系是一种资源, 当行动者的关系资源越多, 其办事也就越方便, 得到的利益也就越多🏊。关系资源的积累过程就像滚雪球一样, 它既是关系网络的编织过程, 也是已有关系不断再生产的过程。

另外, 村庄权力具有资源交换能力。行动者之间之所以要进行交换是源于所拥有资源的差异性, 而交换优势正是建立在这一资源差异的基础上, 因此, 权力拥有者会想方设法保持和扩大自己的优势, 而基本途径就是在重复生产已有资源的基础上, 侵入其他领域, 并通过资源转化和积累以实现资源与权力的再生产。

二🔹、村庄精英权力再生产的策略

(一) 村庄体制内精英权力再生产的策略

村庄体制内精英的权力再生产策略主要有四种类型, 即“巩固式再生产”、“侵入式再生产”、“扩展式再生产”与“异化式再生产”。

1. 巩固式再生产: 固化政治权力的策略。金太军教授认为, 目前“村庄场域呈现出国家(乡镇政权) 、 村庄体制内精英💂、村民的三重权力构架”[8]⬛️。由此可见,村庄体制内精英若想使自身政治性的权力得到巩固和积累, 必须注意与村庄场域中其他两个重要的权力主体(乡镇政权与村民) 之间的互动,以获取必要的支持。另外, 他们也必须维持好体制内精英集团的“内聚”😉。因此, 这一策略常常展开为以下三种具体的行动。

(1)与乡镇政权的互动👨🏼‍✈️。这一行动策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 村庄精英努力配合乡镇干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因为, 在压力型体制下, 乡镇政府也面临着巨大压力, 继而把任务指标继续向村一级分解, 因此, 乡镇干部需要村庄干部配合自己完成各项上级发配下来的指示性任务。二是, 在私领域, 村庄体制内精英普遍都很重视与乡镇干部之间良好私人关系的建立, 这种私人关系常常表现为一种实质性的“庇护关系”。即“包含了工具性友谊的特殊双边联系, 拥有较高政治、经济地位的个人( 庇护者) 利用自己的影响和资源为地位较低者( 被庇护者) 提供保护及恩惠, 而被保护者则回报以一般性支持和服侍”[9] 。

(2)对村民支持的争取㊙️。一方面, 体制内精英,既会利用其优势的资源地位为体制外精英提供各种生产🧑🏿‍🎨、生活方面的便利, 旨在通过获取体制外精英的支持而广泛地获取村民的支持; 也会积极吸纳体制外精英参与村级公共事务决策, 以加强精英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 在村庄场域的权力格局中, 从表面上看, 广大普通村民始终处于边缘性地位, 但“就法律规定而言, 正是权力缺失群体被赋予了在农村场域内的绝对自治权, 他们才是场域内的最高行动者”[10]🤫。这一点, 在村庄场域的精英们是最清楚不过的, 因此, 体制内精英也要尽量争取普通村民的支持, 比如, 通过提供良好的村庄公共服务以获取村民的信任与支持🏢。

(3)对内部团结的维持。对于村庄体制内精英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来说, 维持体制内精英集团的􀀁内聚􀀁是很必要的。对于他们来说, 一个“团结”的村级领导班子更有利于自己权力的巩固与再生产🗑。村党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如果配合默契或者一方尽量顺从另一方的话, 则两者可以长期共事, 各自权力得以巩固和连续任职的可能性也较大🔁。如果双方存在较大矛盾, 则会出现明争暗斗、排除异己等负面现象, 最终很可能导致其中任何一方的权力再生产行为失算🔟。

2. 侵入式再生产: 参与经济领域的策略。在村庄权力与权威多元化的背景下, 村庄体制内精英的权威面临着来自村庄体制外精英尤其是经济精英的多种挑战, 因此, 体制内精英在巩固自身权力的同时, 他们采取的另一个效果明显的行动策略就是利用其优势地位, 参与到各种形式的村庄经济活动中去, 这样做, 既可以提升自己的整体实力, 又可以强化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一策略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具体行动。

(1)利用优势社会资本, 参与经济领域活动🤏🏽🫷🏻。一方面, 作为乡镇政府与村庄社会的中介, 村干部拥有比较大的社会资本存量。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 那些资源是同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 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 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11]➔。“占有这些稳定的体制化关系网络, 可能给占有者带来实际的或潜在物质的或象征的利益。”[2]44这样,村干部利用其丰富的社会资本可以获取大量的经济信息与资源👳🏼‍♀️。另一方面, 村干部掌握着村庄公共资源的支配权, 至少是参与村庄公共资源管理和使用🚴‍♀️⚾️。这些公共资源主要包括村庄集体土地、闲置的校舍😅、房屋等, 村干部可以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优先获得这些资源的使用权, 这样, 他们就能相对便利地参与到村庄经济活动中。

(2)借助村庄经济精英的中介, 参与村庄经济活动甚至是社会经济活动。村干部与村庄经济精英在平时多有交往, 村干部与村庄经济精英之间是一种利益关系与情感关系并存的混合关系。村庄经济精英作为已经富裕起来的村民, 为其他村民在致富方面起到示范作用; 而且村庄经济精英们是深知村干部在村庄政治中的影响力的, 因此, 当村庄经济精英得知村干部有经营商务的想法后, 会倾力相助并与之合谋, 这样能很方便地把村干部引入村庄甚至是社会的各种经济活动中。

3. 扩展式再生产: 影响生活领域的策略🧸。一般而言, 村庄体制内精英与广大村民是生活在一起的,因此, 他们对村庄生活领域的影响也是他��权力再生产的策略之一。只有这样, 他们不仅能获得村民形式上的服从, 还能获取村民内心的信服, 以确立真正意义上的权威。这一策略主要表现为两种行动👨🏼‍🔧。

(1)影响村庄礼俗生活。农村社会存在着两种相反的维持秩序的机制, 一是社会体制, 代表法理社会; 二是家庭体制, 代表礼俗社会, 根据传统与礼俗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2]。理论上的这两种调节机制在中国的乡村社会, 尊龙凯时娱乐很难把它们区隔开来。事实上,村庄体制内精英不仅负责村庄公共事务,而且经常与村庄的其他精英共同涉入村庄礼俗生活, 并通过这一涉入扩展了自己在村庄场域的影响。在村庄, 红白喜事是村庄礼俗生活的主要形式,也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大事,村干部通过介入红白喜事, 担任忙头,拉近了与广大村民的心理距离,从而获得村民的心理认同。

(2)对非正式组织的扶持。在现代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思想家彼得·德鲁克所言:“社会已成为一个组织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社会任务是在一个组织里和由一个组织完成的。”[13]目前,部分村庄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些非正式组织,比如老年协会、法律学习协会、宗教协会等🦒。这些组织多是涉及村民生活与文化服务、精神需求等方面。村干部常常通过筹划建立这些组织, 从村级财政拨款扶持其正常运转甚至指定人员担任组织负责人等获取村民的信任, 实现在村庄生活场域的影响力。

4. 异化式再生产: 权力的非规范化运作策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异化”作过精彩描述, 即异化是“尊龙凯时娱乐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尊龙凯时娱乐的🧗🏿‍♀️、不受尊龙凯时娱乐控制的、与尊龙凯时娱乐愿望背道而驰的并且把尊龙凯时娱乐的打算化为乌有的物质力量”[ 14] 🏩。在公共权力领域, 笔者曾提出公共权力存在着一个不可避免的“悖论”, 即公共权力公属和私掌的分离[15]。在村庄领域,虽然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政府及其官员, 但是村干部却实质上扮演了类似政府官员的角色,其“私掌”的职务权力同样存在着异化的现象, 即以权谋私, 从而使职务权力“再生产”出个人权力🐈。村干部职务权力异化主要体现为收受下属贿赂🙎🏿‍♀️👨🏽‍🚒、与村庄其他类型的精英利益合谋、占用村庄公共资源等🌒。

(二) 村庄体制外精英权力再生产的策略

村庄体制外精英的权力再生产策略主要包括“巩固式再生产”与“侵入式再生产”🙎🏼。

1. 巩固式再生产: 通过非正式权力的积累, 维持“在场优势”。对于村庄经济精英来说, 首先最重要的是: 总结他们自己在经济领域积累与运作的经验,在生产技能、人力资源、经营理念等方面争取继续有所突破, 以保持其优势地位。另外, 他们还需要努力扩大自己的社会资本存量。因为,“他们一旦跨入市场, 努力追求更大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利益, 便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去巩固和扩张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16] , 这样做便于维持他们的“在场优势”。村庄经济精英拓展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方法就是以经济资本为基本工具, 利用关系资本的自我增值属性, 在原有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同时也就实现他们的非正式权力的再生产🚖。对于村庄中其他类型的社会精英来说, 他们进行权力再生产的主要策略是通过参与村庄礼俗生活🫶🏿、文化性民间组织来维持其良好的形象与声望, 以巩固已有的非正式权力。因为, 村庄精英本来就是村庄礼俗生活😋、文化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 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们中断了在此类场合中的亮相, 无疑会弱化他们在村民中的心理定位与影响力🤌🏼。因为, 村庄体制外精英的权力更多体现为一种“情境性权力”或“在场性权力”, 即这一权力只有在特定场合与情境下才能更好地凸现出来, 所以, 频繁地参与村庄礼俗生活、文化活动, 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权力再生产策略🤶🏼。

2. 侵入式再生产: 通过参与村庄公务, 涉足于政治领域🕯。村庄体制外精英参与村庄公务的方式包括“参与竞选”与“隐性参选”两种方式💢。“参与竞选”指的是他们参加村民委员会的选举, 通过获取职位直接进入村级领导班子💆‍♀️。在这一策略下, 村庄经济精英往往会利用其强大的经济资本与社会关系, 通过“公关”乡镇干部与村干部、游说普通村民等措施来获取选票; 而村庄其他类型的社会精英则会利用其在村民中的良好人际关系🗒、个人品行以及较高的文化水平等优势获取选票⚁。总体上来说, 村庄经济精英获胜的可能性更大🙏🏽🥫。一旦参与竞选失败, 村庄体制外精英就会采用“ 隐性参政”的方式介入村庄公务, 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行为策略。这一行动策略可能有以下几种具体行动。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村庄体制外精英, 通常可以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或者党员会议对村庄公务产生影响; 另外, 村庄体制外精英还可以通过与村干部合谋, 以结成利益同盟的方式来影响村级事务; 还可以与多数村民“结盟”以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

三🦚、村庄精英权力再生产的效应

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行为, 虽然是一种微观的个体行为, 但是众多个体行为会“汇总”成一种群体性的行为, 继而对宏观的乡村社会治理与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村庄权力结构、村民自治制度与乡村秩序构建等三个方面。

1. 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行为影响村庄权力结构。当下, 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行为是在村庄场域复杂的权力结构中展开的, 而村庄精英的行为又受制于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的特定位置, 同时这一行为结果又会影响村庄权力结构的形态。比如,(1)如果大多数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行为, 虽然呈现出激烈的态势但是进展顺利, 这样, 就会形成村庄精英群体居于主导地位的村庄权力结构。(2)如果大多数村庄精英进行权力再生产的行为程度很激烈但是进展并不顺利, 而且, 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很长时间的话, 村庄精英群体就会产生受挫感, 这样, 他们可能就会谋求进入城市发展而导致村庄精英流失, 继而形成精英缺位的村庄权力结构。(3)如果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行为是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展开的,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乡镇政府的工作展开, 有利于带动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生活, 有利于形成乡镇政府、村庄精英📗、普通村民合作共治的村庄权力结构。(4) 如果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行为出现了“异化式策略”, 比如村庄经济精英贿选、精英间的恶性竞争等, 则不利于良性互动型村庄权力结构的塑造。

2.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行为影响村民自治制度🥽。一方面, 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行为会使其权力得到强化, 容易形成精英居于主导地位的村庄权力结构, 这样就出现了村庄精英治理的局面🧑🏼‍⚖️。目前,我国相当数量的村庄均存在着村庄精英治理的现象🤦🏽‍♀️。村庄精英权力的再生产主要是通过社会资本的转化与积累来实现的, 这个过程很多时候也是精英之间的互动过程, 因而极易形成精英联盟, 久而久之, 就会形成精英集团与普通村民的对立。这是不利于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另一方面, 我国目前的村民自治制度还在逐渐完善, 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巨大的制度缝隙与操作空间, 事实上, 村民自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精英层面上的社会治理方式🧑🏼‍✈️。村民自治尽管是国家法律确认的一项制度安排, 但它毕竟是一种理想的制度设计。这一制度设计要真正融入村庄社会, 必须要经过􀀁村庄精英􀀁 这一中介。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 普通村民只能在村庄精英的带动下渐进式参与村庄政治生活, 这是村庄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互动的结果。因此, 从更积极意义上看,村民自治必须要经历村庄精英治理这个过程, 而村庄精英治理又可以促进村民自治的发展与完善🖨。

3.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行为影响乡村秩序构建。“乡村秩序主要指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 乡村社会处在相对稳定和均衡状态。”[17]乡村秩序对于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 乡村秩序主要是在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二元整合中实现的,即“行政嵌入与村庄内生”[18] ¹²⁴🤨。无论国家与农村社会如何整合, 都不能忽视作为中介的村庄精英的作用🍜👊。一方面, 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行为对于村庄内生性权威与秩序有重大影响。比如, 村庄体制外精英为了实现自身权力在村庄场域的再生产而积极参与村庄政治,这就为广大普通村民树立了典范, 也会吸引他们陆续参与村庄公务活动。当有一定数量的村民制度化参与村庄公务时, 村庄的内生性权威与秩序就逐渐被建立起来了。同时, 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行为还有利于其建立自己的“村庄社会关联”[18]¹²⁴, 而村庄社会关联的建立是村庄秩序生成的基础。另一方面, 由于村庄精英处于承上启下的中间地位, 其行为对国家行政性力量在村庄社会的实际渗透即外生性权威与秩序也有一定影响💆🏿‍♀️。国家力量需要通过村庄精英甚至是借助村庄精英才能够渗透进乡村社会底层, 所以, 国家对于村庄精英的角色定位是期待他们扮演“代理人”的角色, 也希望他们在权力再生产过程中, 维护好村庄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利益均衡。

总之, 在现实生活中, 村庄精英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诉求的群体, 他们在实施规范的权力再生产行为的同时, 也在实现着他们自身利益与村庄公共利益的平衡。因此, 关注与研究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行为, 可以为理解村庄政治与村庄自治提供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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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