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愿景

              ——国家规制下的村庄发展[1]

毛丹

文章来源于：《人文杂志》2012年第1期。

（一）对村庄的矛盾态度

在过去大半个世纪✂️，转型中国一直用两个矛盾的实用尺度看待农村🀄️。一方面👩‍🦳🙋🏿‍♂️，用追求国家生存力、竞争力的实用尺度去直观，大量存在的“三农”被视为国家落后的表现，因为农业份额大表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落后和国民经济弱小，农民数量庞大似乎意味着人口素质低，乡村区域广袤遍地都是村庄则表明社会不发达。所以，用现代化重塑国家的首要内容就是尽快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尽快尽可能实现“三农”非农化🚆👴🏻。另一方面🙊，用另一个实用尺度🧑🏼‍🍳⛹🏼‍♂️、即在落后国家的脆弱基础上迅速建构国力的实用尺度看，中国要发展国防、工业、城市，能够掌控的现成办法却是持续地汲取甚至剥夺农村资源🧎🏻‍♂️，为此甚至一度需保持“三农”规模💅🏻，刹止非农化的速度与程度🎅🏿💑。后一尺度在60多年间的使用过程粗略分成三段。第一段从50年代至1978年，国家采取计划经济体制、城乡二元体制以及价格剪刀差🤹🏻‍♀️，严控农村人口流动，保持村庄规模，汲取农业资源以支撑保障工业和城市的优先发展🤐🤷🏿，1978年以前仅从价格剪刀差中就多拿了农民1000亿以上人民币。前三十年建立起来的国家工业体系、城市规模、以及整个独立国家的地位，是以拿农民的“粮”为基础的🥹。如果当年这笔钱留在农村，或者现在按照可比价格还给农民和农村，中国农村会是何等面mao，可想而至。第二段是改革前期中期，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中国经济奇迹，但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包括赢得巨量外汇净收入，首先是依靠了两亿多农民工提供的超廉价劳动力，说拿了农民的“人”并不为过。第三段大体是最近10年特别是从04、05年以来🫳🏿🐔，土地财政在全国成为突出现象💂🏽‍♀️，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低价征地高价出让而获得高额收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能力大幅度增长，而被卷入征地拆迁的农民虽然也有获益，但是收益程度与政府的土地出让价格之间存在巨大不相称，所以实际上拿了农民的地🥤。[2]拿“三农”的粮、人♒️、地🚴🏻🏄🏼，合称“三拿”，表明“三农”一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隐蔽踏板：经济困难时期👩🏿‍🍳🤙🏻，由抑制农村换来了惊人的国家生存力；经济起飞时期，由低度发展农村换来了惊人的国家竞争力𓀚。奇怪的是，后一尺度作为实用理性在实践中贯穿；前一尺度则作为理论逻辑在观念形态上占主流，以至于很多人今天习惯于重复强调“三农”问题是最大的中国问题🧉，并且主要指认它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拖累部分，却经常忘了估价“三农”对国家、工业、城市的无可替代的牺牲，经常忘了没有“三农”就没有当今中国，经常忘了“三农”还没有得到公平足量的回报。

理论上看轻看淡农村🔢，实践上依靠依赖农村🦻🏼，这显得古怪但是一直很实用。就本文所讨论中国村庄而言，最近10年这两个矛盾尺度的配合方式在很多地方还朝着一个实用方向加速变化，即👔，愈是依靠农村愈要削弱农村。主要表现是地方政府普遍从土地财政的好处上找到了加快城市化⏺、非农化的不上台面的理由，并致力于用村庄撤并归加速本地城市化，主动利用各种机会减少村庄。其中虽然有适应2亿多农民工进城而产生的村庄空心化的考虑，但是计算撤并归村庄过程中政府征地收益显然也是基本动因。按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从1978年至2007年✖️，全国城镇化率从17.9%上升到44.9%♙，年均上升0.9个百分点，城镇总人口年均增加1453万人，乡村总人口年均减少216万人。在此过程中，村庄相应进行撤并归，全国行政村从90多万个减至60来万个🖖🏼，减幅达三分之一，远远超过了农村人口转移的幅度。人们似乎有理由展望🔯，依此速率与比例，未来20多年间当城市化率达到70%时，现在60来万个村庄还将减少三分之二左右，并且功能进一步弱化，接近无足轻重的社会构成🧑🏼‍⚖️；同时🤹🏿‍♂️，在保证全国18亿亩耕地的前提下，目前组织在村庄层面🤱📷、保留在农户手中的2亿多亩宅基地势必成为新增建设用地和沿续土地财政的基本来源🔸，村庄的大幅度减少当然势不可免。

幸好关于村庄重要性及村庄前景的第三类尺度也在渐渐抬头。人们至少开始注意到🤯：首先，如果依照计生部门的一种估算😖，中国人口将在2033年达到峰值15亿✦；如果中国城市化率同期达到70%的水平，那么仍然有4.5亿人口将长期生活在农村。这当然意味着需要持续发展农村，并由村庄来组织农村人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重视村庄的存在发展🐁，充分发挥村庄功能👩‍🍳，需要成为基本国策🧘🏻🧐。其次，除了向海外寻求投资收益，土地收益仍将是政府未来经济收入源泉之一👰🏼‍♂️。要把农民手中的2亿多亩宅基地基本转变为新增建设用地，虽然意味着将持续转移农村人口以及减少村庄，可是由此展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格局调整过程，可能处处都是陷阱🤳🏽，政府、城市⏪、企业都不可能独力🫳🏼、简单地消化农地转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3]可能反而需要村庄继续发挥各式各样的“接盘”作用。最后，国际一般经验和理论研究也表明，村庄的长期存在有一般性的支持条件，即🙍🏼🪙，只要一个国家需要粮食生产与安全👃🏿，存在着地理条件的规定，存在着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和保持需要🔢，以及存在着政治治理方面的特定限制或规定，村庄就需要持续存在。[4]如果人为、鲁莽地急剧减少甚至消灭村庄，一定会在保证粮食安全、适应地理环境、保持文化有效性和多元性🫛、稳定治理框架诸方面遭遇难以逾越的窘境💤。问题是，前一类冲动仍然存在，与这一类考虑相纠缠🦷，不能不使国家🤲🏿、地方政府及其涉农部门在村庄政策选择上产生新的犹豫和矛盾🖕🏽、甚至冲突。其基本表现是🤹‍♀️，基于实用的政策选择是一有机会就尽可能加速减少村庄；基于这三种考虑的政策选择则是努力推动新农村建设🆑，但是前一方面考虑又难以舍弃，所以围绕村庄建设的各种增量投入总是令人心存缺乏前景之忧、“浪费”财力之虑。

所以，现在中国村庄的前景的确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且问题的实质也显然，即，虽然有大量的村庄有需要持续存在的理由，但是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左右村庄地位的背景下，村庄前景却首先系乎国家愿景🧔🏼‍♂️，系乎国家怎么对待村庄以及相应采取何种规制🪦。

（二）村庄命运的不确定性

具体而言🪵，国家在四个重大问题上怎么估价村庄意义并采取相应的政策选择，将直接左右村庄的命运。

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对待资本觊觎农村土地与劳动力并瓦解村庄共同体🫲🏿？一些经济史研究和经典尊龙凯时AG研究曾反复揭示，一个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主导的市场力量需要一个条件，即把原本不属商品的货币、土地💇🏽‍♀️、劳动力都归入商品，资本才有利可图👉🏻，为此满心希望把劳动力和土地从家庭、村庄之类的共同体中分离中来；还有一个奢望🐳，最好把社会市场化🤶🏿，即让一切社会制度转向或适应营利目标、效用原则，把社会变成市场社会，[5]以便实现简明的关系🚘：一方是追求营利的资本👳🏻，其他都是资本支配的商品，从而摆脱一切社会公正的牵制而实现市场公正。共同体却持另一种禀性，它甚至被视为这样一种社会结合团体🙁：人们在其中互相帮助以满足需求，彼此有一些共同的利益和可以分享的文化，有一些团结纽带以维持这个团体。它表达的是反对一切社会生活方面都商品化价格化，要求在市场交换之外为团体边界内成员保留非市场经济性质的互助与交换💱。[6]共同体显然可以有社会限度地接纳市场经济，市场力量依其自然禀性则一心鲸吞���同体🥾🤽🏼‍♂️。在此意义上，市场力量与共同体是天敌，其中强势的一方是资本主导的市场力量。通常当这两种社会要求冲突到需要政府出来治理时🕘，政府选择似乎总是两难的。节制资本并保护社会规则🏝，有利于经济嵌入社会👩🏻‍🦱，形成社会大于经济、经济包含并大于市场的平稳格局，有利于政府扮演社会管理权威的应然角色从而赢得合法性⚪️。与资本合谋，放任市场侵蚀社会🤜🏻🌔，则一般有利于政府参与市场利润分肥。就村庄共同体而言🏌🏽‍♀️，站在资本立场上看💊，只有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一样成为纯粹的商品（而且劳动者所需的生活物品也必须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资本与生产活动的主体之间才能建立起由资本全面支配劳动的👂🏽、市场经济性质的关系，因此🧑🏼‍🤝‍🧑🏼，土地必须从农民手中剥离👴🏻，农民则必须作为自由劳动力个体从农户和村落共同体中分离🏊🏿，成为市场里弱势的一员。为了把农村劳动力和土地全部纳入作为价格形成系统的市场，不仅需要切断劳动者与共同体的联系👩‍👧‍👧，釜底抽薪式地瓦解村落共同体♊️、农户家庭共同体及其规则亦是必须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条件；因为无法设想共同体可以像自由劳动力个体一样便于在市场交易👴🏻，也无法设想这些自由劳动力个体进入市场、工厂后，继续奉行村落共同体成员的原则与规范🆘，使共同体规则影响或取代效用最大化原则。[7]

所以👨🏿‍💻，资本主导的市场力量必定要冲击农村，冲击焦点则必定是村落共同体及次一级共同体农户家庭。如果社会保护、国家保护方面没有比资本更强大的力量和干预，市场力量断然不会放弃对农村社会特别是村落共同体的瓦解🤹🏿，虽然途径可以多样🏈、形式可急可缓。由于农民在此过程中通常要付出惨痛代价，并且成为市场中的弱者，社会、国家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村庄及其居民，显然不仅仅一个经济学上的效用计算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公正与社会立场问题2️⃣，也是一个如何对待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即是否支持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问题🧞‍♂️。政府作为市场和村庄共同体之上力量最大的第三方，如果站在社会一边👳🏼，不仅要全力捍卫劳工权益以间接保护农民♍️，而且要全力保卫农村土地权益以直接扶持村庄共同体发展👰🏼‍♂️；如果顺从资本一方，一定会放任甚至参与资本扫平村庄；要是陷于两难选择而不自拔，那么，村庄作为共同体的前景就一定是不确定的。

第二个问题是怎么评价社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区在当代社会的意义？村庄是否有意义，牵扯到社区或共同体是否有意义。后一个问题在社会实践和社会理论上基本属于已经解决的问题：也许只有市场权贵不需要共同体🧖🏻‍♂️，可以在原子化社会中如鱼得水🫶🏼🌅。就普通社会成员而言，社区作为小型🚵🏻、较为紧密、地域或地方性的共同体，仍然是家庭之外一个很需要的日常群集生活形态，除了满足共同体成员间所需要的非市场经济的交换与互助之外🕋，也是人们感知伙伴关系存在、学习和分享文化、认知社会并实现社会化的基本场所👨‍🦲。因此🙂‍↔️，一个现代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尽快把社会成员逼入原子化状态🚣🏼，而是在促进共同体内部健康的同时妥善建立和促进共同体之间的联接♥️。相对而言🫅🏼，之所以村庄社区作为共同体的意义还不被充分确认👆🏼，可能主要出于两个认知。其一🧖🏽‍♀️，农村社区纽带较强☘️、文化可分享性较高、市场交换之外的互助交换较多，向来被认为基于社区成员同质化，同质化又基于相似的小农经济。因此，农村社区是分工不发达基础上的落后社区的典型类型。其二，同质化高的农村社区与异质化的城市社区或共同体的联接无法实现。前一个认识在理论和实践上应该都不成立。因为同质化可以是文化团结的一种基础🆙，但是文化团结与同质化并不必然关联🎵。农村社区文化可分享性高的同质化基础可以被稀释转变，但是文化可分享性高本身却是应该传袭的优点而不是农村社区落后的表征，是现代社区要争取的目标🤾🏽‍♂️，是城市社区需要向农村社区汲取营养之处⏭👗。第二个认识也属勉强。我曾著文提出：如果把日益扩张的城市社会比作茫茫大陆，把弱小而边界较清楚的村落共同体视如小型岛屿🌰，那么🧑‍💼🚴‍♀️，人们建立与发展两者间的联系就犹如设法过海✋🏼。过海方式或策略实际上有四种👳🏽‍♂️。第一种是原本处在岛屿的居民（村落共同体成员）自然地以船过海🏇🏋🏽‍♀️，与其他岛屿及大陆作各种必要交换，彼此关系相对不密切不方便但是可以取其所需，其中的经济交换可能是非市场交换性质也可能是市场经济性质的☮️。某些国家和社会听任乡村地区和村落共同体自生自灭的选择，大体属于这一类方式。第二种是激烈方式👨🏻‍⚖️，一如莫尔设计的乌托邦掘岛工程，把原本联结大陆的半岛挖成岛屿，岛民过海与世界往来只能通过船只。在现代社会，它表现为要求简单强化村落共同体的主张和行动🚜，属于逆市场化、逆城市化的方式。第三种方式与乌托邦掘岛工程逆向✖️，即实施填海工程𓀒🔼，人为建立岛屿与岛屿、岛屿与大陆的陆行联系，把所有岛屿最终都变为陆地。填海工程的造价昂贵，岛民从此可以自如陆行🥣，但是走远了走久了可能不再回来💒，或者想回来而迷路。在现代社会，纯粹以市场经济方式扫荡村落共同体，从而满足市场力量对于自由劳动力和土地的觊觎🔪，属于典型的社会填海工程👩🏿‍🚀。第四种过海方式，则是后文要讨论的建立恰当的、旨在减轻或消除城乡社会不平等的城乡社区衔接🤞🏽，如同造跨海大桥，既以最小环境代价和小农权益最大化的方式建立起岛屿间👨‍🦰、陆岛间的快捷交通，又保持岛屿生活的可选择性；跨海大桥还需有不同于普遍桥梁的形制设计——包括在公民个体间友善原则之上推动共同体之间的友善政治伦理。[8]

国家以及包括村落共同体在内的社会力量在以上四种方式中究竟选择哪一种，显然会直接影响村庄的命运。

第三个问题是怎么看待农民在村庄共同体中能否成长为合格公民？或村庄共同体与公民社会是否相容？把村庄大量存在视为落后，通常隐含着一个关键判据，即村庄是所谓农民习气的温床📷，村庄培育的是与现代公民相反的落后国民，村落共同体作为地方性共同体与公民社会应该不相容。如果站在对立方面看，这种意见几乎毋需冗议🐱。因为🥫，美国早年乡村社区自治对公民政治的培育，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与实践比城市起步早👩🏼‍🚒、幅度大、效果显、创造力更强等等，都用大国实践表明两个问题。其一🪗，在趋向或接受现代政治的农村社区，所谓小生产者偏好、私利计算🙍🏿、家庭观念重等等🚴🏻🩷，都不见得是公民社会、地方自治与民主政治的天然敌人，都不见得会妨碍农民把自己训练成为参与民主政治的合格公民👩🏻‍🦽。其二，村庄共同体能否成为一个好的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不仅取决于村落共同体内部能否维系良好的公民团结🧏🏼‍♀️，而且取决于村落共同体能否处理好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由共同体内部的公民乡谊发展出共同体之间的友善，共同维护核心共享价值与制度，并避免形成社会组织间的宗派争斗✏️。换句话说，只要迈出两大步，村落共同体必能成为公民社会的积极构成🤹🏿‍♀️：基于村落共同体的资源，恰当地训练农村居民的公共关心和处置公共事务的能力🙍🏻‍♀️，是为第一步🫖；解决村落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及社会的政治链合，是为第二步💲。问题在于争取这种关系与前景👌🏿，首先需要以各种共同体的社会、政治平等和经济互补为条件🎵。如果村落共同体还被置于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国家福利框架之中，城乡两种社区还处在极度的社会不平等之中，村落共同体作为公民社会的积极构成只是奢谈。而改变这种状态则有待于国家干预。

第四个问题是怎么判断村庄共同体能否成长为区块发展中富有生机的构成？最近几十年，发达国家在补救城乡分离发展👨🏻‍🎓、乡村日趋衰弱的过程中，明确提出城乡区块化整合发展🫎，强调城乡区块化发展极其依赖于城乡之间的衔接🏛8️⃣，保障村落共同体与大社会、与城市社区的形成联合体。1994年以来，这一政策主张受到联合国人居署的持续倡议🚵🏼。2000年7月有1000个城市代表参加的城市未来全球大会，曾发表“关于城市未来的柏林宣言”[9]👲🏿，强调重新认识城市与区域、城乡之间以及偏远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倡言从城乡分离转向城乡合作，使村庄最终具备城市的品质🏔👩‍🦰，城市地区也呈现乡村的特质，促使城乡分离（rural-urban divide）越来越被区块（regional agglomeration）所取代🧜🏽‍♂️，否则将不利于城市问题解决👫，不利于解决人口单向流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问题，并且会使乡村地区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被边缘化。就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城乡衔接更理应成为与城市化并行的、并用以解决城乡二元化的基本路径。而城乡衔接与区域发展的基础内容，同样也是给农村社区提供充分有效的基础设施、服务↕️、以及道路、传输与通讯条件和其他共同物品，以消除村庄与城市传统区分的根基。在此意义上说，中国农村改革以来推动乡村的小型企业、发展乡村地区的非农职业，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仅此并不够🚂👭；着力发展商品农业也是重要的👨🏻‍🦼，但是仅此也不够。也就是说👂🏿，城乡区块化发展最终需要落实为城乡社区的平等衔接，既非消灭村庄👵，也不是城乡隔离，而是确立一种有机联系城乡经济和社乡社区的衔接带。它在理论上是指🦸‍♀️：（1）在相对消极的意义上，承认城乡经济🧙🏽‍♂️、城乡社区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是普遍现象，而不是发展中国家所独有。（2）在积极的意义上👨‍✈️，承认经过对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大幅度改善，确立城市和村庄之间的路、讯、人、货的四畅通，可以达到城乡社区生活条件的基本均等；依然存在的村庄，主要是为依然存在的农业从业人员提供便利的社区条件，并且向城市中选择乡村生活的返郊、返村的人口开放；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中心村与其他村庄等，形成一个经济上互为支持和补充、文化风格不同但是彼此平等、社区基本生活类型不同但品质差别并不悬殊的链接带🎂，各自都是这个衔接带上不可替代的纽结点。显然🫳🏼，这个状态能否实现，也首先取决于国家是否信任这种新的发展观与具体规划🚏，是否把城乡社区衔接视为解决城乡二元化积敝的相对迂回、但是更加有效的途径，并痛下实施决心。

（三）城乡社区衔接作为一种国家规制选择

近年来，虽然中央政府从未明确把发展农村社区和城乡社区衔接👮🏽，作为村庄转型的方向和解决城乡二元化的路径，但是中央政府尤其是涉农部门实际上在自觉不自觉地往这个方向趋行。继2001年开始中央实施农村“六小工程”后，农办系统主持开展了新农村建设，2007年以来民政系统也在各省市推动农村社区化。前者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号召，尤其着力于农村道路、通讯、卫生条件、住房等硬件改善，并逐渐聚���为各类“美丽乡村”建设。后者着力于标准化的农村一站式社区服务中心设置，带动村改社和社区服务建设，把城乡社区建设作为一个整体安排🧑🏻‍🌾，在农村的重点则是把城市社区的管理和服务植入村庄😷👀。民政部还选择了全国100多个县（市、区）单位作为农村社区建设全覆盖示范单位试点🦹🏽‍♀️，2009年来已有多个单位通过评估验收🧜‍♀️。东部一些地区推进速度较快。仅在浙江省，现有近3万个行政村中，有1万个左右的2千居民以上的村庄均建立了农村社区和一站式服务中心⚪️，1000人以下的村庄则采取2村、3村共建一个社区和共享一个服务中心，目前共建成1.2万个以上农村社区，预计将很快达到1.5万个，在全省实现农村社区服务全覆盖🚿🧋。各地农村社区的建设与运转的资金🫱🏼🐀，一般由政府提供三分之一；社区服务中心配属的社区医疗站🙎🏽‍♂️，则由卫生部门提供资金。

从积极的方面看，以上转变意味着中央政府与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涉农部门在村庄问题上，趋向于不顺从资本👰🏿，不否定农村社区价值，肯定村庄自治政治的积极性😑，肯定农村社区水平的可提升性。同时🧑‍🦲，这还意味着在干预村庄前景的类型或方式上正在趋向规制🪼👨🏻‍🏭，趋向于用村庄社区化和城乡社区衔接解决城乡二元，助推村庄转型🧑🏼‍🏫。国家从改革前长期实行抑制农村😿、行政包办社会，改革以来一度转而相信市场包医社会、甚至参与分肥农村利益🫅🏻，到世纪之交以来加大扶助农村力度并日益转向规制农村发展➜，是值得称赞的进步。规制，与统治、放任相对立。它所要求的是政府代表社会性要求，一方面保护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和自治领域，确立其地位🪄、权力、法律，并给予财力和人力智力方面的支援，另一方面在法律框架内支持农村社区自治开展规划🧚🏼‍♀️、环境与公共设施、服务与救助、教育🪱🙌🏽、睦邻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若以此方式加速前进，不仅有希望促成城乡社区衔接，实现村庄新生，而且有可能为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整体性转入规制，提供经验支持。

但是，从不确定的方面看，也有可能发生两类规制俘获或扭曲。一类是政府俘获村庄，扭曲基层自治。例如，为避免在人口较少的村庄设置标准化社区服务中心而造成资源浪费，需要几村共建共享一社区🤾🏼。但是，为此需要进行的农村社区布局规划，在实践上却有可能被地方政府搭便车，引向新一轮的撤归并行政村。农村社区服务中心代表了国家公共服务下沉到村庄一层，是否会产生功能愈强则愈成为村庄中心，从而影响现有的村民自治体系与实践，也需待观察🥕。另一类则是理论上也可能发生的村庄俘获政府政策，例如⏳，把社区中心争设到到本村，变几村共享为本村多享。而普遍发生的村书记🚶🏻、村委会主任分别兼任社区书记🧑🏽‍🍳、主任的现象，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实现了良性并轨，显然有待于观察😧💇🏿‍♀️。相比之下，发生前一种俘获的可能性更强烈一些🤩😊。希望实践能尽早提供缓解规制俘获的智慧办法，许村庄一个更清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