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秩序建构中的村庄精英历史嬗变^＊

        刘红旭

（ 西藏民族学院法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

摘  要🤹🏿‍♀️🧑🏿‍🔧：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事关整个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一直以来受到官员和学者的高度关注。从传统社会国家对农村的渗透和乡村秩序的维护都依托于“绅治”和传统道德体系，遵循“皇权不下县”的原则到民国时期政府在乡村推行的保甲制度🙇🏻‍♂️，再到上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的全面推行，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改革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断裂的嬗变，乡村能人即村庄精英的角色进一步凸显🌕。

关键词：乡村秩序🔑；村庄精英💇🏻‍♂️；历史嬗变

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事关整个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一直以来受到官员和学者的高度关注🚅。传统中国农村类似于滕尼斯所言的社区（Gemeinschaft），或迪尔凯姆指称的机械团结社会，同质性很高，是“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1],国家对农村的渗透和乡村秩序的维护都依托于“绅治”和传统道德体系，自古遵循着“皇权不下县”的原则。只是到了“民国时期👄，政府在乡村推行保甲制度𓀂，打破了传统以乡族为村政单位的格局。”^[2]建国后🤱🏻，公社化造就的一套自上而下的经济控制与行政控制网络，使得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入和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3]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为了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配套🫘⛎，由国家外缘式引入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村民自治体系。由此完成了国家对农村社区的治理形式从倚重整个传统社会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4]走向民国和建国初期国家与民众直接互动，再到改革以来通过村民自治来为国家和民众搭建桥梁以降低治理成本，国家政权掌控者对农村社会采用了放而又收🎟，收而又放的历程🙆🏽‍♂️。

一、 传统社会中的村庄精英

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标志，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形成，三者的互动关系如下：^[4]在此后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虽然民间统治精英的构成从贵族—地主变化为士绅—地主👨🏻‍🦱，但是金字塔结构中国家与民间统治精英之间、民间

＊     本文系西藏民族学院青年项目“链结与聚合♏️：乡村治理视域下的村庄精英研究”(项目编号：10MYQ15) 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中的社区建设研究”（批准号08&ZD031）阶段性成果。

统治精英与民众之间的直接互动和国家与民众之间的间接互动关系却一直未变👊🏼。

图1 中国传统社会三层结构互动关系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农村社会由村庄精英主导的自治源远流长。秦制规定🏛：“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檄，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檄檄循、禁盗贼。”^[5]《汉书》记载💘，刘邦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酒肉。”^[6]值得注意的是，始于战国的“三老”是从地方上年高德劭、经验丰富的长老中选出🫵，有位无禄，掌管地方教化🦶🏼，为辅佐三老🫵🏽，还设置孝悌、力田及乡官🦕。^[7]秦汉之制一直沿袭至隋唐⚉。自宋代开始，乡（亭）里制演变为保甲制，直到清末🧑‍🎤，其间虽名称形式有差异，如宋称“保甲”✷，明称“里甲”，清则“里甲”、“保甲”并称♎️，但实质相差无几👩🏽‍🔬。^[8]其中北宋时期陕西蓝田吕大临、吕大放兄弟仿照《周礼》提出的吕氏乡约⛓️‍💥，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四大纲领👩🏻‍🍳，从号召邻里“认识了彼此的真关系😽，以求增进彼此的关系，把大家放在一种相互爱惜情谊中，互相尊重中，在共同相勉于人生向上中来求解决尊龙凯时娱乐的生活问题♉️，”成为村民建立自治组织的滥觞。清代的陆桴亭先生在其所著《治乡三约》中以社学、保甲、社仓作为古人设计乡约之目，从而纲目结合💌，使得乡约不仅仅停留在精神的层面🧎‍♀️‍➡️。^[9]辛亥革命之后至新中国成立的长期战乱中，中国农村社会着遭受军阀和政权更迭之害👩‍👩‍👦，近乎完全处于乡绅维持的自然状态🆘。

由此可见，尽管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皇权会不时将其触角伸入农村社会，但是，由村庄精英行使领导、管理、协调🤞🏽、仲裁🎈、整合🧑‍🎓、组织^[4]民间社会各项事务一直存在于村庄。渗透着国家意志的正式制度具有刚性，每一次政权交替意味着刚性结构的坍塌与重建，期间存在的过渡期内，乡村社会从来都没有陷入混乱，却表征了一种能够消解强大国家政策植入的张力🎭，它柔而不弱，富有弹性的实现了每一次软着陆🤸🏼‍♀️，看似杂乱无章，实则自有定数。如果泛而论之🪟👩🏻‍🦯，可以冠以文化，但仔细考证就会发觉其实是建立在乡规民约基础上的规范——浸淫着人们自初期社会化阶段就潜移默化形成的记忆、程式和策略。村庄精英正是斡旋于国家治理与村庄自治之间的重要角色🧗🏼‍♀️，他们的兴衰成败见证了家国天下的王朝对于广袤乡村社会悬浮统治的历程。那么，建国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村庄精英的角色扮演是否亦随之而变呢🎼？

二🦕👬🏼、 建国以来的村庄精英

晚清末年，由于商品经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新式学堂的创办和科举制本身的衰败及废除🟣，士绅—地主集团受到沉重打击而分化，这一民间统治精英的衰落与解体，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帝制的结束👰🏻‍♀️。“在此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缺乏能定型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力量💴🩱，社会制度缺乏内在的稳定根据”，最终结果是以整合危机表现出来的总体性危机（total crisis）的形成⛴，随后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角逐即是以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并建立“一个作为对总体性危机反应的总体性社会（total society）。”^[4]

在以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垄断为基础的总体性社会中👭，先是新中国领导人仿照苏联模式🙎🏻‍♂️，选择了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为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发展奠定原始资本的唯一渠道是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由农业为工业提供资本和市场，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安排则是由国家强制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后来，一种新的整合模式            行政性整合“在由地方精英实现社会整合既不可能也被国家防范的情况下” ^[4]形成了，在农村社会的典型表现形式是人民公社。在改革开放之前近30年里，农村社会外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隔阂，内有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人民公社🤥，代表国家控制力量🃏、集经济、政治➛、文化权力于一身的大队干部成为村庄精英，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仅能对村民行为方式“软约束”的乡土精英🪔，是国家在村庄的代言人。这样一来，“当时的中国社会便只剩下了两个结构因子：国家与民众”，“国家的力量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于基层的社会生活”， ^[4]内生于乡土的村庄精英不复存在了。

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户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的“包产到户”，开启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曙光📇🧑🏼‍🍳。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至1984年底，全国已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完成建乡工作📺，已经实行政社分开的公社占公社总数的98.38%。^[11]为配合新的农村土地和经济政策，村民自治的实践推动了这一“自下而上”的制度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在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这标志着村民自治作为农村社会民主政治的具体实现形式进入“操作化”。但是，自《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将近十年的村民自治化进程推进中，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却是举步维艰📉。“作为一个由国家推行的制度⏱☑️，对大部分乡村来说，村民自治的推行还不是内生性的结果⛪️，而是外缘式的，即经由国家安排🚴🏼‍♀️，自上而下地输人到村庄社会中去的。”^[12]或者出现“村级组织已成为对上不代表国家👨‍❤️‍💋‍👨、对下不代表村民的具有自我利益取向的利益主体” ^[13]即杜赞奇所说的“营利型经纪人”👰‍♀️，或者如丁德昌所言“村民自治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制度设计、传统体制的惯性和自治主体素质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实践中在自治主体👧🏼、功能和权力等方面存在较严重的异化现象。”^[14]因此而带来的表面现象既有“代理人”村委会及村党支部内部的矛盾🧱✡️，又有其与基层政府、作为“委托人”的村民之间的矛盾。深层次的则是“制度文本与实践对接的困难，外缘式引进与内生型需要的分离，党政关系新场域中的纠葛。”^[12]

于是🦻🏻，在中国农村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村庄陷于瘫痪和碎片化：理应代表村民利益诉求的村两委名存实亡，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小农经济岌岌可危🌈，与传统文化割裂的人们正沦为无根的浮萍，无助而弱小的农民只能选择上访和集体行动来对抗不合理的压制，村庄内赌博、斗殴等违法事件屡禁不止🗄，村庄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公共秩序混乱。究竟🍏，改革以来的农村社区发生了怎样的嬗变⛺️🦕？

三、 改革以来的农村社会和村庄精英

伴随着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农村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中国人创造了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2%人口的奇迹😞。但是，在中国社会进入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双重历史条件下，社会的剧烈变革带来了诸多不适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冲突。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应该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共同支撑的综合性发展的视角出发，笔者试图梳理上述领域在西北农村社会的病态或失调现象。

（一）弱小的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至少已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其基本特点就是低投人—低产出🙍🏼‍♂️。^[15]在当前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决定了农业经济形式以家庭为主要经营单位💫，从“经营规模上来看🤾‍♀️，中国农民本质上仍然属于小农” ^[16]🧏🏼‍♀️，小农经济仍然在主导着中国农村。但是，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下，无数单个的农村家庭已经被卷入由质量和成本决定产品竞争能力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囿于巨大的人口压力和有限的耕地面积而无法产生规模效应🌱，加之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退化🪔，大多数地方缺水且水利设施不健全，这一限制性的生产结构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的市场化。

（二）单个的个体农民

 毋庸置疑，在政府发起的新一轮社会建设浪潮中🙏，国家正在发生角色转换，即从强大而万能的凌空覆盖型政府过渡到定位明确的服务型政府，社会亦将发育成为一个独立于国家强力之外的集体🪃，保护作为其成员的每一个公民。但是，在一个个诸如“马铃薯”🪹、“一盘散沙” 、“原子化”的词汇背后，尊龙凯时娱乐不得不承认强国家—弱社会的局面依旧是主流，弱国家—强社会还远远没有来到。因此，当势单力薄的个体农民遭遇各种不公正压制以后🚣🏽‍♀️，选择就地抗争🧄🧛🏻‍♀️、上访、堵车、写血书、甚至自杀等极端形式来伸张正义成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也就反映出没有因利益相关或情感相系而自发组织成为集体的个体农民并未改变几千年的弱势地位。

（三）与传统文化割裂后盲目的村庄

文化是一个民族所有特质的集中体现，象征着时空伸展过程里人类智慧的结晶，国家建构的历史也是文化传承发展的轨迹。现代化的滚滚车轮碾过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物质文化充斥人们生活没一个细节的同时🧒🏻，维序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在城市屡屡遭受挑战之后，继而在乡村社会面临消亡的危机👲。而在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导向下🫶🏻，人们似乎在很多选择之前失去了判断的方向🗳😉。与传统文化的纽带被斩断的农村社会🧚🏼，正在并将成为村庄主人的年轻人连同他们的村庄正在沦为无根的浮萍。

（四）碎片化的农村社会

“传统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特征是农耕文明。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13亿人口中大约仍有9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从事着农业及非农业生产劳动🧛🏽‍♂️。”^[17]传统社会中农耕文明基石之上形成的儒家 “三纲六纪”的伦理思想统领着中国人思想✈️，维持和强化着熟人社会稳定的秩序。但是，随着上世纪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封闭已久的国门，东西方文化传统剧烈激荡，早已在国人平静的心中荡起层层涟漪👂🏻。在长达近百年的历程中🌑👨🏻‍🍼，虽则不时有意识形态的侵入☆，但总是难以抵挡改革开放后更加强劲的西方文化之风，而这些从根本上导致了中国农村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全面渗透之下变得残缺不全，四分五裂📮。纵然有政府引入的村民自治试图保全村庄秩序❤️‍，但保证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有效贯彻的村庄治理仍然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四👷🏻👎、村庄精英的建构

沿着村庄精英嬗变的轨迹，弥散在村庄里的由信任和互惠构筑的资源——帕特南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在中国的村庄里积聚了一定的厚度，尤其在乡规民约盛行的时代得到强化🤷🏻‍♀️，潜移默化成每一个村庄的成员性格中的一个部分🦗，乡村社会守望相助的特性也由此而来👨🏿‍🚒🧑🏿‍✈️。保甲制和人民公社显然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场域里的村庄治理形态，但都是国家渗透能力的彰显♜，村落社会资本的涣散与村庄精英的重构遵循相同的逻辑。非集体化时代的村民自治，蕴含着往昔村庄自我修复的记忆，饱含着政府期望乡村自我管理又能够完全贯彻国家意志的忐忑心态，暗含着在乡村孕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意义🧑🏽。

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在农村社会抑或出现“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懂经营、善管理，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超凡能力并经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人士在农村迅速崛起👇🏼，并随着农村民主政治特别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而逐渐进入乡村公共权力领域，成为社区的领袖人物，并由此形成能人型村治模式。”^[17]这一依靠能人个人能力和优点组织动员的村庄治理模式，克服了村民委员会动员能力不够、办事效率低下等缺点，在村庄公共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抑或出现如本研究中基于传统婚丧仪式，在自身经济资本雄厚之后活跃于庙会组织的村庄精英，他们充分利用村民共享的“集体意识”🧩，通过庙会仪式的组织把村庄聚合为一个有机团结的整体🧝🏽，既保证了集体活动的有效性和一致性，又不泯灭个体意识，发挥着不同取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无论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框架内⚜️，良好的乡村治理，都应该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其一🔫，能够动员政治支持，获得民众的广泛信任。其二♡，能够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满足社会的服务需要；其三，能够有效地管理冲突🧳🥫，具有良好的冲突解决机制。^[18]这就要求尊龙凯时娱乐重新审视村庄精英在村庄的婚嫁丧葬和庙会组织等公共事务中角色扮演的机制和功能，探究他们成功的角色扮演之于组织村民、维护村庄秩序的尊龙凯时AG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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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文刊于《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