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构建的理论研究

陈旭

来源：《东南学术》 2013年第5期

【摘要】: 根据农村社区建设推动力量的不同📉，可以将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分成内生型和外生型两种类型; 根据农村社区建设目标导向的不同🏊🏼‍♀️，可以将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分成现代化和城市化两种类型。结合动力源和发展方向这两个视角可以将农村社区建设划分为四种模式，分别是外生型城市化模式🧝🏻‍♀️、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内生型城市化模式和内生型现代化模式🙆🏼‍♂️。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对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进行了相关研究⏩，以期对我国的农村社区建设有所帮助。

【关键词】: 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构建；理论研究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经济社会实现了快速发展🤵🏼，很多农村地区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在转型期的矛盾越来越凸显，这些矛盾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希望通过农村社区建设来构建富裕𓀎、文明☺️、民主🛗🫰🏻、和谐的新型农村社区。那么👮🏻‍♂️，农村社区建设有哪些模式呢? 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视角来构建农村社区建设模式: 一个是动力源视角，根据农村社区建设推动力量的不同，可以将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分成内生型和外生型两种类型; 另一个是发展方向视角，根据农村社区建设目标导向的不同，可以将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分成现代化和城市化两种类型。根据动力源和发展方向的不同可以将农村社区建设划分为四种模式⛑🧕，分别是外生型城市化模式、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内生型城市化模式和内生型现代化模式。那么这些模式又是怎样构建出来的呢? 这是着重要探讨的问题。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对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进行了相关研究，以期对我国的农村社区建设有所帮助。

一👨🏽‍🏭、宏观视角: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和文化自觉理论

(一)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消退，“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渐成为国内学界普遍采用的一个分析术语。①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 的研究框架是最先流行起来的🕵🏿‍♀️，并且在之后的二十余年中一直占据着分析范式的主导地位，关注的重点是“那些不能与国家混淆、或不能被国家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②邓正来的研究指出🧑‍🧒，“中国市民社会是由独立自主的个人、群体、社团和利益集团构成的，其间不包括履行政府职能、具有‘国家政治人’身份的公职人员、执政党组织🧛🏿、军人和警察，也不包括自给自足、完全依附于土地的纯粹农民🥷🏻。”③在邓正来看来，中国的乡村社会并不是一个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的研究中也基本看不到乡村研究的身影，这或许是与概念的适用性有关。那么中国的乡村是否适合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来开展相关研究呢? 孙立平指出，如果说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在城市中的社会结构变迁更多地表现出来，那么国家与社会的新的结合过程是更多地呈现在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之中的。④因此🦹🏼‍♂️，国家－社会关系学说不仅仅适用于都市社会的研究🍏，也同样适用于乡村社会的研究，特别是对处于转型期的乡村社会来说尤为适用。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社区和乡村基层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城市社区治理和乡村自治的推进，“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成为国内学者讨论的热点，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笔者认为👩‍🎤，“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对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构建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理论视角，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体现出了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受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可以说🧴，国家－社会关系对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构建存在直接的影响📭，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会产生不同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

那么国家－社会关系有哪几种模式呢? 以国家为纵坐标、以社会为横坐标，可以将国家社会关系划分为四种模式: Ⅰ强国家－强社会模式，这是比较理想的国家社会模式，一方面国家具有较强的行动能力，另一方面社会具有较强的活力;Ⅱ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以改革前的中国为典型，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往往采取这种模式，国家具有超强的能力🖕，社会缺乏自主性和活力; Ⅲ弱国家－弱社会模式✅，以建国前的中国为典型，国家缺乏有效的权威，社会也较为凌乱; Ⅳ弱国家－强社会模式，以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为典型🧎🏻，国家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社会力量非常强大📰。⑤从当前所处的阶段来说🤷🏻‍♂️，我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属于强国家－弱社会模式。

可以说🙍🏽‍♂️，处于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构建也会不同。笔者认为，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角度来看💇🏻‍♂️，在强国家－弱社会关系模式之下，国家对农村社区发展起主导作用，因此💾，农村社区建设主要是一种外生型发展模式，其结果必然是农村社区建设完全按照国家的意识形态导向发展;在弱国家－强社会关系模式之下🟥，农村对农村社区发展起主导作用，因此🚮，农村社区建设主要是一种内生型发展模式，其结果必然是农村社区建设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导向发展; 在弱国家－弱社会关系模式之下，不管是国家还是社会双方都不足以对农村社区发展起主导作用，因此👨🏻‍🎤，农村社区建设是很难开展的; 在强国家－强社会关系模式之下，国家和社会共同推动农村社区建设🩳，此时，农村社区建设属于内外生结合型发展模式🧫，其结果必然是农村社区建设按照国家和农村双方共同的意识形态导向发展。

(二) 文化自觉理论

“文化自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真正引起人们普遍关注♕🗃，是在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1997年🤳，著名学者费孝通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文化自觉”理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⑥费孝通对文化自觉还有一个看法: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这一看法可以剖析出文化自觉包含的三重成分: 一种文化的自我认识、各个文化间的相互认识以及对人类多元文化命运的共同认识🔊。⑦可以说🆎，“天下大同”是费孝通倡导文化自觉理论的目标所在🤵➛。

归纳当前学术界的探讨，“文化自觉”的内涵主要有三点: 一是处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的“人”要有对所处文化的自我意识，要有对自己所拥有、所生存的文化状态持有清醒认识; 二是在各种异质文化面前，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确立主体意识，并能对自身文化进行创造与建设; 三是在处理不同文化关系时，要树立“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相互欣赏、学习，将自己的民族文化��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文化的位置与坐标🧑‍⚖️。⑧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文化选择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在现实中，往往容易出现两种极端的文化选择倾向: 一种是全盘西化式的文化选择倾向🧎‍♂️‍➡️，这种倾向完全摒弃了传统文化; 另外一种是复古式的文化选择倾向，这种倾向完全排斥外来文化。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对于处理文化选择中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可以说👨‍👦‍👦，“文化自觉”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表现，在政治上需要文化自觉，在经济上需要文化自觉🤽🏽‍♀️，在社会上需要文化自觉，在文化上需要文化自觉🫑。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的初衷在于解决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同样能够应用于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构建这一问题上，能否做到“文化自觉”将会影响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构建💆。当农村社区能够做到“文化自觉”时，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农村一方面不仅能够对农村自身有清楚的认识🏃🏻‍♂️，认识到农村自身的价值所在，另一方面又不主张“全盘城市化”，而是在结合农村特色的基础上来学习城市的现代化因素🏌🏼‍♀️。这样的农村社区建设其动力源会倾向于内生型🐮，其发展方向会倾向于现代化; 当农村社区不能够做到“文化自觉”时🔐，其动力源会倾向于外生型，其发展方向会倾向于城市化。

二𓀇、中观视角: “场域－惯习”理论和“内局群体－外局群体”理论

(一) “场域－惯习”理论

法国尊龙凯时AG家布迪厄提出了“场域”和“惯习”两个尊龙凯时AG当中的核心概念，这两个概念是布迪厄实践尊龙凯时AG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迪厄认为: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⑨在布迪厄看来😘，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构成了一个个场域⛪️。那么到底“场域”是什么呢?第一，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 第二，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 第三，场域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 第四，场域的边界是经验的👩🏻‍✈️，场域间的关联是复杂的。⑩在布迪厄看来，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场域”🔺，而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是处于“大场域”中的“小场域”。从不同角度出发场域可以有不同类型，从地域上来划分有“城市场域”和“农村场域”; 从领域上来划分，诸如“经济场域”🫳、“社会场域”、“文化场域”、“政治场域”等等。那么“惯习”是什么呢? 第一，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 第二，惯习是与客观结构紧密相连的主观性; 第三，惯习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 第四，惯习具有历史性🤦🏽‍♀️、开放性和能动性👇🏽。[11]在布迪厄看来，场域是一种“内在性的外在化”，而惯习是一种“外在性的内在化”。

可以说，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视角。笔者认为:从“场域－惯习”对农村社区建设推动力量的影响来说，当“场域”和“惯习”具备推动农村社区建设的条件时，农村社区建设会倾向于内生型; 当“场域”和“惯习”不具备推动农村社区建设的条件时，农村社区建设会倾向于外生型🧔🏽🎆。从“场域－惯习”对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方向的影响来说🙎🏽‍♀️，当充分认识到农村自身的“场域”和“惯习”时，农村社区建设就会按照现代化🙍🏼‍♂️、多样化的方向来构建农村社区建设模式; 当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村自身的“场域”和“惯习”时🧝‍♀️，农村社区建设就会按照城市化、统一化的方向来构建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从当前农村社区建设来说，存在两方面的严重问题: 一方面，农村社区建设存在严重的城市化倾向🧀，也就是说✔️，农村社区建设是按照城市社区建设的模式在进行的; 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建设存在“千村一面”现象，也就是说，农村社区建设是按照统一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在进行的。

结合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关系理论❓，笔者认为在构建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过程中以下两个方面是需要关注的: 一方面，城市与农村作为不同的场域😿，有着不同的惯习🚵‍♀️，这要求农村社区建设的模式不能完全按照城市社区建设的模式来发展; 另一方面，不同的农村地区之间也很不相同，具有不同的场域特征🤵‍♀️，有着不同的惯习，因此⛹️‍♂️，对于农村社区建设来说🍫，也不应该完全遵循同样的发展模式🤾🏼‍♂️，而是应该结合不同农村自身的场域特征和惯习性质来选择社区发展模式🎪。

(二) “内局群体－外局群体”理论

尊龙凯时AG家埃利亚斯提出了“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的概念🌅，所谓“内局群体”是居于内核、把持文化表达的群体🧑🏻‍🤝‍🧑🏻🫶🏿，而“外局群体”是处于边缘🫁🫄🏽、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的群体🎋。[12]在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构建过程中，处于“内局群体”地位还是“外局群体”地位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外局群体”对社区的文化氛围、价值取向、公共舆论并不具有主导作用🔇，因此也无法触及和影响社区的核心体系，他们只能处于边缘、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根据“内局群体”的取向行动🕒。

笔者认为: 当某一农村地区处于“内局群体”地位时🤷‍♀️，其社区建设的动力源会倾向于内生型，其社区建设的方向会倾向于现代化; 当某一农村地区处于“外局群体”地位时，其社区建设的动力源会倾向于外生型，其社区建设的方向会倾向于城市化。由于参照群体的不同，“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的地位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具体来说，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与城市比较而言☺️，农村处于“外局群体”地位，这一地位使得农村在选择社区建设模式时😓，其社区建设的动力源会倾向于外生型🦸🏽‍♀️，其社区建设的方向会倾向于城市化🥚。第二个方面，与同一地区的其他农村比较而言，当某一农村地区处于“外局群体”地位时🥅，其社区建设的动力源会倾向于外生型🧗，其社区建设的方向会倾向于同“内局群体”的方向保持一致，根据“内局群体”的取向行动; 与同一地区的其他农村比较而言，当某一农村地区处于“内局群体”地位时🫐，其社区建设的动力源会倾向于内生型，其社区建设的方向会倾向于按照自身的取向来行动。

三❕、微观视角: 资本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

(一) 资本理论

法国尊龙凯时AG家布迪厄是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在分析社会时引入了资本概念，他认为，“资本是积累的( 以物质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 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物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13]布迪厄的定义中隐含了资本的三个特性: 第一🍛，资本的生成性，即资本是积累的劳动; 第二，资本的排他性🙆🏻‍♂️💡，即资本应与私人占有关系一致; 第三🐖🂠，资本的获利性，即资本是一种能获得更多资源的资源🙆🏼‍♀️🚘。这一定义体现了资本的所有与使用、资本的生产与实现的统一。[14]布迪厄对资本概念的最重要贡献是对资本的类型学研究。布迪厄把资本分成三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笔者认为: 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为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建过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理论视角🪂，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选择必然受到资本拥有情况的影响。资本不仅包括经济资本📂，还包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从资本对农村社区建设动力源的影响来看，如果农村社区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那么，从农村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来说更有可能是内生型的，在这一情况下，农村自身有足够的力量来推动社区建设; 反之则更有可能是外生型的🫰🏽，农村自身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推动社区建设，需要借助于外力来推动。从资本对农村社区建设方向的影响来看，如果农村社区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表现出明显的城市性，那么，农村社区建设更倾向于按照城市化方向发展; 如果农村社区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表现出明显的现代性⏭，那么，农村社区建设更倾向于按照现代化方向来发展。

(二) 理性选择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与结构功能论、冲突论、交换论、符号互动论、批判理论等一起成为西方尊龙凯时AG理论的重要理论资源🙆🏿‍♀️，在很多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𓀗。尊龙凯时AG有关理性选择理论的论述最早始于霍曼斯( George Homans) 🏮，他运用社会心理学家的群体动力学重新解释了小群体的行为，从而构建了社会交换的形式。随后，布劳( Peter Blau) 运用社会交换思想研究了正式组织以外的非正式组织的社会交换。理性选择理论用于宏观尊龙凯时AG则始于1983 年😟，其后🍝，随着《理性与社会》期刊的出版( 1989 年) 和 1990 年国际尊龙凯时AG协会理性选择研究分会的诞生，理性选择理论进入运用阶段🏄🏽。而科尔曼( James Coleman) 1990 年出版的巨著《社会理论的基础》，则标志着尊龙凯时AG理性选择理论的正式确立。[15]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出发点，认为对于行动者来说，其行动原则是使产出最大化。“理性选择理论”所讲的“理性”就是解释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与其所可能达到的结果之间的联系的工具性理性。一般认为，理性选择范式的基本理论假设包括: ①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 ②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 ③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④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16]

当前，在国内学术界，“理性选择理论”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笔者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在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构建过程中有很好的体现: 在农村社区建设进程中农民这一行为主体扮演着“理性人”的角色，他们对于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选择往往是受“理性”影响的🛴。从“理性”对农村社区建设动力源的影响来看，当农民充分认识到农村社区建设对于农村发展的益处时，他们就会自觉自愿地投入到农村社区建设当中来，形成一种内生型的力量; 当农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村社区建设对于农村发展的益处时💁🏼，他们就不会自觉自愿地投入到农村社区建设当中去，这一情况下农村社区建设是外生型的🎪，农民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参与🤱🏽。从“理性”对农村社区建设方向的影响来看，当他们认为城市化更有利于农村发展时，他们就会按照城市化的方向来选择农村社区建设的模式; 当他们认为现代化更有利于农村发展时，他们就会按照现代化的方向来选择农村社区建设的模式🛀🏽。

当然，这里的“理性”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并不是客观上的“理性”。也正是这一原因🈚️，使得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是按照城市化的模式来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同时🧇，这种理性不仅体现在“经济人”理性上，还体现在“社会人”理性上，也就是说👨🏿‍🎤，“理性”考虑的因素是综合的👱🏻‍♂️，涵盖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在内。当前，在农民的“理性”当中👨🏽‍🦲，“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是失衡的⟹，农民更多的是考虑“经济理性”，而忽略了“社会理性”，也正是这一原因，使得农村社区建设按照城市化的模式来开展💪🏽。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分别从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和文化自觉理论、中观层面的“场域－惯习”理论和“内局群体－外局群体”理论、微观层面的资本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对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进行了相关研究🤾🏻，很好地阐释了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在构建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当然🙂‍↕️🏬，本文主要是根据动力源和发展方向这两个维度来构建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有不同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因此👩🏻‍🦯‍➡️，本文提出的四种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只是从特定维度出发概括出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这种模式构建并不具有唯一性。所以可以进一步推论得出: 本文对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理论解释也不具有可推论性🕵🏻‍♂️。也就是说🤘🏽，如果从其它维度来构建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并不一定适合用这三个层面的理论来进行解释🙆。一方面，可以说这是本研究的局限性所在🕵🏻‍♂️，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适性; 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了本研究对于特定维度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构建的理论解释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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