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市化与社会转型

曹锦清

《上海国资》🫷🏿：重庆和成都的户籍改革现在外面议论比较多，您怎么看？

曹锦清：农民的城市化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城市化。城镇化，也就是农民向乡镇、县城流动👰🏻，这在目前是没有太多问题的，有些县城还有鼓励措施，但是农民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农民进城是为了获取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但这种流动对农民来说，这个户籍的含金量并不高，他并不是很希望得到城市户籍。还有一种情况，现在公路交通很发达👚，农民会通过村庄内部自发地调整🚌，向公路边上移动，这样他们也能享受到一些城市化以后才能享受到的便利🤷‍♂️。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但是尊龙凯时娱乐没有把它当成一种城市化的形式。

现在出问题的是在地级市和省会🐼、特大型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𓀀。现在学者和媒体呼吁进行户籍改革，主要的是要给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以当地户口。给户籍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考虑到会引发的问题：第一，住房如何解决🏋🏼‍♀️🛷？现在连城市里的中产阶级都无法解决⛓️‍💥，农民工更说不上了；第二，失业了怎么办？按照现在的政策⛽️，农民工确实是交了一部分养老保险，包含在综合保险里面。但是这个钱少了没有用，太多了也不可能。工人负担不起👍，企业也负担不起✬。但是如果说多了，比如说按现在每个月五六百块钱的标准算，每年都要六七千块钱。这个钱看起来不多，但你要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你要知道，现在全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就是五六千块钱🧑🏻‍💻，外面打工的收入和农业收入都包括在内🥻。这样🧛🏻，如果城市户籍放开💂🏼‍♀️，到了城市里就能获得社会保障🫅🏽，农民都不用种田了，都到城市来领失业救济好了。 重庆、成都正在做的户籍改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也这样做，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重庆、成都是劳动力输出区域，而北京𓀜💞、上海和广州是劳动力输入区域。对于劳动力输入区域来说✊🏽🧘🏿，如果放开户籍🫅🏼，那么包括医疗、教育这些公共品的需求就要暴增，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满足这个需求👉🏿🧝🏼？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城郊的农民，你让他放弃他的农村户籍🎉🔓，他都不愿意🥯。这个户籍的含金量太高了，他可以盖房子出租，可以做小生意🪷，带给他的收益是巨大的。 所以说，户籍制度改革说说是可以的🍸，但是要做起来，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上海国资》：那么您认为比较理想的农民城市化的模式是什么样的？

曹锦清👨🏼‍🏭：城市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有了工业化，才能有城市化👩‍⚕️🎆。还没有工业化的时候🌧🚯，谈城市化都是废话。现在中国的工业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东部，区域发展差距比较大🧚🏼‍♂️，所以才有农民工候鸟式的迁徙这种现象。但是你要把全国的农民工都在东部的城市里留下来，这不现实，也没必要🐍🗝。比较理想的状态是👰🏻，通过产业转移，让中西部省市也有比较好的工业基础🚠💂🏼‍♀️，能够吸纳比较多的劳动力，让劳动力在本省范围内乃至县市范围内流动，让农民在附近打工，这样问题就比较少一些。如果是在县市范围内流动，农民根本都不需要城市化🧚🏿‍♀️。现在的交通很发达🪵，目前90%以上的农村到城市的道路都已经硬化了。农民可以住在农村，工作在城市，一个摩托车就够了。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除了少数城郊地区🧘‍♂️🤕，绝大多数乡村的宅基地都是零地价的，农民不需要支付很高的城市地价🧑‍🌾，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居住条件，他城市化的成本就很低。其次🤦🏻，虽然农民已经享受到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好处，但他仍然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对农民工来说🏊🏽‍♂️，土地就是他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如果碰上经济危机，他失业了✍️，他还可以退回去种地。可以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城市化”。 但是，你不要人为地去推动🤷🏿‍♂️，赶农民进城，要小心“好心办坏事”。要尊重农民的意愿，降低农民进城的成本👏🏽🤰🏿，提高进城后的社会保障水平。最重要的是农民自己会算计，他最清楚到底是进城对他有利💂🏿，还是继续在农村对他有利。 现在有些地方搞土地换社保，赶农民进城、骗农民进城。这是不对的。没有工业化的城镇化就是“伪城镇化”🤷🏽‍♂️。你把农民都赶到城镇上去💶，又提供不了稳定的就业和住房✌🏼，你让他靠什么生存，他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失业保障怎么办？ 当然🏃🏻‍➡️，这不意味着每个乡镇都搞一点工业。每个乡镇都有工业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有两个情况你要注意，一个是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另一个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供给是不足的。剩下的年纪比较大一些的人，他们自己也未必愿意就到城市去生活。

《上海国资》：这几年围绕拆迁出现的纠纷特别多👳‍♀️，引起的社会关注也比较多👨🏻‍🌾。您怎么看呢？

曹锦清：中国正处在高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比较大💖，摊子铺得比较大，每年要修那么多公路、铁路，城市还要扩张，都需要土地。因为速度快🧡，所以矛盾比较集中🔳。不过这也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不仅中国这样，从历史上看💂🏽，后发现代化国家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拆迁过程中有没有问题？当然有。相对来说，2004年之前的征地补偿标准确实是比较低的，之后因为农民的权利意识提高，加上媒体的不断曝光，补偿标准在逐步提高💀。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8️⃣，地已经征得差不多了🙌，补偿标准也已经比较高了👰🏿。现在看⛑🦴，拆迁纠纷主要地是由三个标准不同引起的：前后不一样，征得早补偿少，征得晚补偿多，先被征了的就不愿意；左邻右舍不一样，在具体的操作里面🤹🏿，每个农民🛐、农户的谈判能力不一样，获得的补偿不一样；同一时期同一地块上面的标准有时候也不一样，比方说有亲戚关系的人家的补偿标准就比没有的人要高一些。有些钉子户认准了政府就是要这一块地，就漫天要价。你要是说要让每个拆迁户都满意，这就很困难。说要“合理补偿”，什么才是“合理”🚮？无法客观化。现在正在搞拆迁立法🌅，但是法律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中国一是大🛥，二是人多，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指望一个法律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才起步🌓，如果征地的补偿标准太高，政府就没办法做了，企业也没办法做。现在媒体上🛀🕕、网上的舆论完全一边倒🐜，让地方政府也很难做📈。

《上海国资》：现在媒体上对基层政府的批评比较多，所以社会上对基层政府的印象比较差。您和基层政府的接触多吗？印象怎么样？ 曹锦清🦸‍♂️：和县乡政府🕹🆘、干部接触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说，贪官污吏是有的𓀑，特权确实也有一些。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都还在做事，兢兢业业，这是最重要的👼🏿。不少人批评基层政府，都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基层政府没有执行好⚠️。中央有些政策确实是好的，但是要地方政府🧑‍🔧🙇🏼‍♂️、基层政府配合🤵🏼‍♂️，尤其是财政上掏钱，这就比较困难，地方政府哪来这么多钱呢？东部海问题不大⏏️，中西部地方政府的问题就比较大了1️⃣。所以地方政府也有怨气💑✯，觉得上面开口子，要下面掏票子。不过这样也有好处🍼🪥，多数人对中央政府有好感，政权比较稳定👸🏼。政府的特权问题👨🏽‍🔧，有些实权部门，比如工商🥨、税务这些部门，你要说没有吃拿卡要这种现象，那不可能；但是你要说全部都是这样🙍🏻‍♂️，也不可能，要是那样，这个政权早都垮台了🧚。地方政府当然确实有整个一窝子都坏了的情况，但这是个别现象👩‍❤️‍👩，还是要肯定大多数基层政府和干部的工作。基层的很多事情，老百姓还是喜欢讲个情理，不能完全讲法理🙅🏽。比如说🧑🏻‍🦼，一个村子五年前被征了地，当时大家都同意。现在一看旁边的村子征地补偿高了◾️，他就不服气了。他就要找政府去要补偿。你按法律说🧑‍🍼，完全照法律来，就要尊重契约🎁，农民就什么都得不到👩🏿‍🦰。但是现在就不同。农民闹了👨🏿‍🚒，政府算一算📂，财政上还有钱，再给农民一点钱💁‍♀️，就过去了。

《上海国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关注了农村水利设施建设。这是为什么呢？

曹锦清：你看今年出现的几次比较大的灾害，一个是云南的大面积干旱，一个是江西的水灾🧏🏿‍♀️。这两个影响比较大的自然灾害都是发生在支流区域。1998年洪灾过后，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加固了干流的堤坝👨🏽‍🏫，所以这些年来没有出太大的问题。现在问题就出在支流上🛥，而支流是与农田灌溉直接相关的🕵🏿。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搞了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修了许多堤坝、水库👨🏼‍🍼，全国修的大大小小的水库有8万多个🥿。但那时候由于资源有限，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多数是土坝🏵。经过这么多年，淤塞比较严重，再一个是年久失修🌵，所以问题比较多。所以今年的自然灾害也有好处📿🌚，就是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了，让政府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以前农村搞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主要是靠劳动力投入，国家把农村闲置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干就可以了。现在不大可能这么干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老人小孩也干不了☔️，所以只能依靠国家投入资金🌋，用机械化来替代🙅🏼‍♂️。今后，国家要确保粮食供给的安全🤱🏽，就要扩大灌溉面积，这就要求增加农田基本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把这项投入当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海国资》🦻🏼🦻🏼：现在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比较多，您认为原因何在呢💃🏽☣️？

曹锦清：这三十年总得来说，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好的，政府做得也不错🍁，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知识分子喜欢批评政府，这是好事，社会批判是他的职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种声音，就有问题了。但是反过来说，要用他们提的办法去解决问题🥫，那就要出更大的问题了。现在媒体上和网上的民意🏤，官和民闹起来🏌🏻‍♀️🧄，一概是官错，穷和富闹起来，一概是富错。有没有这种情况？肯定有，但要是说这种舆论都对，那也不可能。总的来说，还是大家都有怨气吧。一方面，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历史这么悠久👯‍♂️，文化积淀这么深厚，在汉唐时期曾经那么强盛过，这一百年落后了，挨打了，所以整个民族都有这么一股怨气👩🏼‍🦲。还有些社会群体🛌🏽，比如说下岗工人，他们是改革的代价承担者，有怨气也是正常的🙋🏿‍♂️🫴🏿。还有某些体制内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多少都还保留着以前的传统士大夫的习惯⛰，现在市场经济让他们很边缘化1️⃣，他们也比较不满。社会转型期把这种心态更加加剧了。相对来说，倒是中老年农民对政府还比较满意🤹🏽，因为不用交农业税费了🕵🏽，种粮还有补贴，还有合作医疗，现在还要搞养老保障，所以农民反倒比较满意。

《上海国资》：一般可能都会认为您是在做“三农研究”👨‍💻，但看过您的书和文章的人大概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您入手是在三农，但关注的其实是“中国”。您认为这种观察对吗？

曹锦清👂🏼：这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最早是学历史的，尤其是近现代史。我的很多想法，是读近代史读出来的。中国近代史😚，当然是以中国为对象的，要考虑中华民族的近代命运。这样就有一个惯性，就是把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所以我后来对中国的当下和未来考虑得比较多🧏🏿。不过也不止是我，应该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都会以整体的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这可能还是在知识分子中占主流的▶️。当然，这些年来由于学科专业分工，把中国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条块，以专业化的眼光去考虑问题。因为他做博士论文👏🏻、发表论文、评职称，都是要以这些专业成果做基础的。这种专业化🏃‍♂️、学院化的学术氛围就在一些领域形成了片面化地思考问题的倾向。不过在我这一代知识分子当中👆，还是延续了古代士大夫的传统，还是有家国天下的关怀，总是把民族、国家的命运放在思考的中心位置。1990年代👨‍🦼‍➡️，我到河南去做调查，做乡村研究，还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变化✪，是把农村作为中国的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篇章来研究。但是后来走了一些地方🚌，做了一些研究，越来越觉得，把中国作为对象来研究📁，有些力不从心🚣🏿‍♀️🕸。一是中国太大，各地的情况都不一样；二是中国很古老🐍，尊龙凯时娱乐一说就是五千年；三是变动太快🪧，几年一变🐪。比如说农村，取消农业税前后🔷，农村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整个分析问题的框架都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