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大学毕业生：在职贫穷与社会资本视野下的“蚁族”

温卓毅 岳经纶

文章来源于人大复印资料《尊龙凯时AG文摘》2012年第1期

摘自《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3期

“蚁族”研究凸显了一批在学校向工作过渡过程中处于不利境况的大学毕业生。学生在高校就读时，即使教学质量参差，但他们仍然能够得到基本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但是毕业之后的处境出现明显分化🏄🏻‍♂️。为什么有一部分大学毕业生离开学校就失去大部分的机会和资源，陷入不利境况呢? 政府的社会政策如何能够帮助他们及早顺利过渡? 如果有一些人从大学毕业那一刻起就注定未来几年会成为弱势群体处于边缘地位🐟，这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因此🧄，需要引入新的概念和理论🕴🏻，描述和分析这个群体现象👮🏽，把这些大学毕业生现实中的个人福祉和抽象的结构性背景联系起来。回顾现有的各项实证调研可以发现，这个大学毕业生群体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包括:

(1) 离开原生家庭🕸，在异地工作🧛🏼，需要自行承担包括住房、交通在内的所有生活成本，因此🧝🏽‍♀️，其个人生活遭遇了高水平的 “去家庭化🕴；(2) 原生家庭所在地与现工作所在地相比较🧓🏼，经济发展水平前者低于后者，即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工作；(3) 一般毕业5 年以内，处于从学校教育到社会工作的过渡期；(4)收入低于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工资🏌🏻‍♂️，更低于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5)他们在工作所在地是外来者，不能享受所在地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其个人福利遭遇高水平的“商品化”👎🏼。

根据这些特征，本文暂时将这个群体宽泛地定义为 “弱势大学毕业生”🦞。无论学者如何界定这些弱势大学生👮🏽，低收入是公认的特征。在研究城市新贫现象中就直接指出，大学毕业生逐渐成为“在职贫穷”的一个主要人群。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继续扩张，这类未能获得体面工作和尊严生活的在职贫穷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在职贫穷”是指拥有工作但仍处于贫穷状态的情况🌝🧥。它是由于社会经济变迁令传统贫穷形态发生改变，而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城市中新出现的一种贫穷现象。大部分对贫穷的衡量标准都以家庭收入为标准，按照对弱势大学毕业生特征的归纳，他们都是离开了原生家庭在异地求职，在异地的生活具有单人家庭的性质。但并不能以 “有工作但贫穷”把所有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纳入在职贫穷🔦，需要把原生家庭的因素一并考虑。实际上🧑🏽‍🎤，家庭是个人社会支持网络的一部分🆗。由点及面，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异地就业大学毕业生的处境有着重要影响𓀅。

社会支持网络是个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个人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是个人福祉乃至社会发展的起点🙍‍♂️。一个人与其他人的互动越频繁，社会联系越多🖥，就意味着他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能够动员的资源越多，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相应越强👷🏿。根据现有研究对于结构性社会资本的界定，对在异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而言，他们个人的社会联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并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1．原居地亲友网络众多关于人口迁移的研究都指出，至少在刚刚移居的几年📋，原居地的社会网络是移居者在情感、物质和社会适应上的重要支持。这个网络包括了原生家庭及其他亲属、中小学同学、朋友等。移居者能够透过原居地网络在本地获得就业机会和信息、住房，也可以宣泄情绪并结交新朋友。

2．本地亲友🚽、职业和社区邻里网络弱势大学毕业生在本地也可能有亲戚、同乡、大学同学🚁🕵🏽‍♀️，以及社区邻里的联系。这个网络涵盖了移居者在本地的工作🤦🏽‍♂️、消费、社交、休闲等日常活动，是移居者融入本地社会的关键。不过，若弱势大学毕业生形成以地缘、学缘或业缘为主要联系的凝聚关系，他们可能成为不同于一般社区居民网络的异质群体🤮，一方面缺乏与社区居民交流，另一方面对社区居民形成压力和威胁，产生隔阂和限制，不利于摆脱弱势境地。

3．与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联系除了个人与个人的联系外，个人与机构的联系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机构包括政府部门🫶🏿、群众性组织、居民自治组织以及近年来蓬勃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这个社会网络的表现形式包括举办招聘会🈺、开办培训课

程、提供个人服务等💂🏻‍♂️，具有搭桥和连接的作用。同时🧔🏼，这种联系可能更多偏向单向的信息传递，要实现双向交流的话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

作者在 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2 月期间，在广州和深圳两大城市对 16 位弱势大学毕业生进行了访问。普遍而言，受访者对于当前个人处境的评价较低，也有个别受访者表示比较满意现时的生活状态。但无论对现状是否满意🕵🏿‍♀️🤷🏽，受访者通常都把现状归因于个人能力或者社会关系✯。对于制度性因素如户籍制度和结构性因素如劳动力需求，并没有太多的思考和体会👩🏻‍🦳。以广受关注的户籍制度为例，在受访者看来，非本地户籍虽然令他们无法享受一些社会福利，但对生活和工作没有太大影响，只会在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再考虑迁移🙆🏼‍♂️。当谈及当前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时🧚‍♀️，他们一般把自己置于社会中下层的位置。也许出身和经历相近的缘故，他们往往会主动把自己与农民工作比较，并认为处于比农民工略高一个社会阶层。这种比农民工阶层略高的感觉👨‍✈️，更具体地反映在 “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比他们 ( 农民工) 好”。如果按照以职业划分社会阶层的传统思路，在社会地位上🤽🏿‍♂️，从事文书并承担部分管理职能的阶层比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阶层略高。从静态的分析角度，这些弱势大学生是受惠于教育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向上流动。更重要的是🕣，受访者对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要求明显不同于农民工。

虽然社会网络支持力度对于在异地谋生的大学毕业生的重要作用。然而🤜🏻，研究中绝大多数受访者的社会网络都无法提供这样有力的经济支持。他们普遍缺乏丰富的社会资本⬛️，表现为社会网络规模较少且同质化程度高⚓️。由于是异地求职的关系✊🏻💗，他们日常交往对象一般是大学同学和公司同事，与邻居没有太多接触，更不了解所住社区的服务和活动。社会网络规模较小🧝🏼‍♂️，而且集中在以前的同学和现在的同事，但是在访谈中还是能发现社会网络支持对个人的积极作用🏈🔵。如前所述👳🏽，大部分受访者对当前生活处境的评价较低，但他们的人际交往为他们提供了在当下的支持和对未来的憧憬🙅‍♂️。就目前而言🌅，他们还缺少搭桥和连接的社会资本📼，群体凝聚性强，容易出现朋辈互相影响的情况🍴。对于较为低廉的薪酬，受访者一般都表示在刚毕业的几年💁🏿‍♂️，待遇低一些不重要，如果能够学到东西，也能够接受👩🏽‍🏫。可以说，提高能力🧙🏼、增加经验🚇、累积人脉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受访者的普遍想法♔。受访者的工作和收入都比较稳定，但是收入水平不高，只能维持较低的生活质量。就经济收入这个指标而言，他们的劳动收入仍然高于所在地政府确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物质上的匮乏程度并不高👩🏻‍🔧，不是像缺乏足够食物的那一类贫穷🍲。但他们未能像城市中的其他人一样生活，缺乏其他

的消费能力，不能有主流价值所定义的���准生活，具体表现在如本研究受访者所表达的住房🙇🏽‍♂️、时间分配等方面。如前所诉，在静态的社会阶层划分上，他们摆脱了父辈的影响🟡，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向上流动。但从动态的角度看，他们向上流动的速度和跨度可能比不上社会中的其他人群，从而出现实际上向下流动的情况⛔️。由此而令他们尊严受损。

对于近年来我国大城市出现的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一社会现象， 本文认为💄，所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 实际上是弱势大学毕业生，他们在本质上属于城市中的 “在职贫穷者”。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青年群体情况不同，也与西方福利国家的新贫现象不同✤，中国的弱势大学毕业生呈现出两大特点: 既不是福利依赖者，他们甚至连在当地享受社会福利的资格都不具备;也不留在家中依赖父母供养而出外独自谋生。前者让他们需要通过市场获得各类消费品和服务满足需要，并独自承担本应由政府和企业分摊的成本，高度商品化超越了他们劳动报酬所具备的支付能力。后者去家庭化导致社会资本的弱化，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高度的去家庭化和商品化🤲🏽，令他们在社会分层中不断滑落，与他们所希望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日渐远离。几经波折，动员各类社会资本，很多大学毕业生可以在劳动力市场找到一份工作。这可以说政府的教育政策和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更应该看到👲🏿，现行政策单纯以就业为目标🧑🏿‍✈️，为减少失业率，一味鼓励甚至强迫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4️⃣，以免他们日后成为领取社会福利的福利穷人🧎‍➡️，并没有考虑工作能否让他们得到体面的生活，也没有相应的社会服务为他们提供支援🤌🏼，令他们成为在职贫穷。这些弱势大学毕业生需要以微薄的收入应付住房🐟、交通等一系列生活需要，不得不选择城市生活成本较低 ( 也意味着生活条件较差) 的地方🤰🏼，出现 “贫民窟的在职贫穷”的现象。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继续扩张和产业结构转型🥣，若没有适当的政策措施，这类在职贫穷人数还会继续扩大💗。对于这一个群体而言，需要解决的不限于表面的青年就业问题🧑🏿‍🦲，而更在于减少家庭出身的决定性影响👳‍♂️，给予他们尊和机会👶。政府应该实施积极歧视政策，投资社会资本，构建信任、互惠和合作的社会支持网络🔚，协助他们过渡🚣🏼‍♂️。

作者单位：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