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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之下的幸福指数
邢占军
文章来源于人大复印资料《尊龙凯时AG文摘》2012年第4期
摘自《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7期
今天尊龙凯时娱乐所探讨的焦虑,显然已经超越了个体的人格特质或心理状态,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毋庸讳言👩🏼💻,当今中国社会正弥漫着普遍的社会焦虑🫸🏼。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快速现代化进程和剧烈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压力,以及所伴生的价值缺失和信仰危机密切相关,已经严重影响到民众的幸福感和社会的幸福指数。
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社会的焦虑
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首先是源自于快速现代化和剧烈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压力。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存在着一些特殊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时进行🛖。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转型过程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坚守的农业文明而变得异常艰难💃,而新中国成立后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的计划体制又暗合了传统的社会秩序,使得改革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计划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触及的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的利益,也使得全社会都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的焦虑程度。二是中国的现代化游走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却在反思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使得反理性、反本质🧑🦱、反中心、去主体等后现代理念渐入人心,这些后现代的理念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说普遍焦虑是民众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心理体验🚶♀️👨🔧,那么游走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当代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注定要体验到比发达国家民众更多的焦虑。
当然,作为外部刺激和压力👭🏻,现代化本身对民众的影响仍然是表层的👻,而导致中国社会普遍焦虑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缺失和信仰危机🚨。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价值缺失更多表现为中国人的理性发现和个体的自我觉醒▶️😪。尽管价值缺失的方向不同,但却都表现为对传统价值的否定,也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民众对现实适应的不良。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缺乏某种普遍信仰的支撑,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仰体系又遭遇到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的冲击,因此当下的中国社会又凸显出信仰缺失,乃至信仰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民众的焦虑感✩。
焦虑之下民众幸福指数的提升
要化解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现象♧、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首要而最为紧迫的是尽快重建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要合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要能够体现一个走向现代化民族的民族精神,要能够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民众的普遍认同是社会价值重建的基础;精英群体的垂范是社会价值重建的关键🚵🏼♀️;制度安排和政策干预是社会价值重建的重要保证。
其次,要通过合理的心理疏导来化解社会焦虑👃🏿。社会管理的决策者们应当深入了解和把握社会焦虑的特征🚣🏿♂️,通过各种渠道帮助民众迅速有效地转变认知模式👨🏽⚖️,合理认识社会焦虑的作用并正确对待焦虑🤟,帮助民众获得生活的目标和价值感👍,不断提升民众体验幸福的能力👼🏼,使他们体验到更多的快乐,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焦虑的负面影响,使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维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
再次,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全面提升民众的生存与发展质量🖐🏿,最大限度地消除可能导致普遍社会焦虑的现实土壤,这是提升民众幸福指数的根本之道。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公共政策可以从以下方面付出切实的努力🫴🏽:促进民众的身心健康,更好地满足居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努力使民众的满足感保持在较高水平;通过改善和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劳动就业状况🚬,使他们成为发展的主体和受益者,使民众的充裕感维持在较高水平;切实拓展民众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和途径,强化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使民众拥有当家作主的自豪感;改善居民受教育的条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民众拥有充实感🐓;提升社会质量,增强社会凝聚👺,改善公共福利条件🫁,使民众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并拥有发自内心的优越感;将环境保护和资源涵养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有预见性地做出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节约资源,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使民众拥有安全感和舒适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