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科的“本土化运动”

南开大学 李喜所

　　留学生领军中国现代学科转型

　　学科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其基本布局、内部结构和实际运行直接受特定的知识系统所左右。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知识系统，就有什么样的学科设置💅。进一步讲，囊括学科的教育，也是一定的知识源流和知识结构的集中反映🫅🏽。教育的内容，直接展示的是知识的整体面貌和传播方式。一旦知识发生变异，学科设置及教育体系就随之重构🪸。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发生期，知识系统没有定型，处于探索阶段，孔子式的讲学和百家争鸣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形式；汉代的儒学定于一尊和经学的自成体系，让学校教育浮出水面；佛学的输入和宋明理学的诞生🧖🏿‍♀️，升华了儒学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架构，科举教育和书院林立，以及八股的涌现✊🏻，为这种知识系统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传统的古典知识很难派上用场，尤其是代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畸形的洋务运动的启动，西方的一套新知识变成了治国安邦的“法宝”。军事上旧式的冷武器向现代的热武器的转变，工商业方面工厂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运输通讯业的新技术🕵🏿‍♀️，矿山的开发和运营💇🏿‍♀️，富国术和经济理论🤸🏿‍♀️，乃至制度及人文🥒，都随着现代化列车的开动🌰，迫不及待地从西方引进了大批新知识👨🏼‍🦰。新式学堂的涌现和科举制的废除🎚，就是西方新知识大量涌入的必然结果。如何构建符合新知识内在规律的新学科🟪，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被提到了议程上来👨‍🦼。

　　中国古代🧑🏻‍✈️，并无学科的分类🎷，更少学科意识。科举考试只有文、武两类👷🏻，经、史🧚🏻、子🤚、集也不过是对历史文献的区分。当仿效西方创建大学之后，学科分类才成为教育领域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虽说在洋务学堂创办的过程中，这些中等专科学校已经涉及到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学科的课程、师资、实验设备等问题，但真正去组建一个学科的思想准备🧑🏽‍🚒、物质条件基本不具备🈵。所以，当1895年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在天津创办的时候🏐🤺，只能委托美国传教士丁家立来具体筹建各个学科。此后陆续建立的大学，如1897年的上海交大⌨️、浙江大学🙎🏿、1898年的北京大学、1902年的山西大学等，基本是模仿欧美或日本，全盘照搬。这种移植式的学科构建🈳，只能按照文化移植、文化迁移、文化交流的基本理论和路数去研究🧓🏻。就近代中国新型学科构建过程的特点来讲🤟，最突出的是移植过程中的“水土不服”，即学科建设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严重脱节🏋🏼🏋🏿，也就是社会文化的建设远远落后于学科的建设，并转而制约学科的发展；就近代中国新型学科构建过程的难点来说，虽然很多🧗🏻‍♀️，但最难的还是人才问题。近代中国的大学学科🧺，十之八九由归国的留学生所创建。仅以张伯苓1919年创建南开大学为例，各学科的创办者基本是留美生🤷🏻，如数学系是哈佛大学博士姜立夫，化学系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邱宗岳和耶鲁大学博士杨石先🦻🙋🏻‍♂️，物理系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饶毓泰，生物系是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应尚德和耶鲁大学博士李继桐，经济系是耶鲁大学博士何廉，历史系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廷黻，政治系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林同济，哲学系是哈佛大学硕士汤用彤。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人才短缺及留学生的文化结构和知识储备有关🥦。

　　从1872年和1877年向美国、欧洲派遣留学生开始，就开创了一条中国高级人才培养的切实有效的新途径。20世纪初的帷幕拉开后，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负箕海外🏌🏼，造就了一支中西兼通的新知识群体，成为中国新兴知识分子队伍的中坚力量🖱。值得骄傲的是📓，留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大体代表了近代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批人大多有较好的传统文化根基🙍🏻‍♀️，对西方文化亦有较多的了解，中西融会，亦土亦洋🧘🏿，他们在带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完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留学生文化正是传统与现代碰撞及交融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必由之路。现代新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正好需要留学生这样学贯中西的复合型人才⛺️，所以留学生无可推脱地占据了中国现代学科发展的核心地位。无论是传统学科的改造，还是新兴学科的创立🧟‍♂️，归国留学生都是领军人物。　　

　　现代转型与学术共同体密切相关

　　学科发展更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机体，特别是与社会公共文化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连。因为每一个学科必须有很好的学术共同体与之匹配，否则就将社会和学科隔离，停留在闭门的“学院”式研究的自娱自乐，缺乏应有的动力，变成一潭死水👩🏿‍🍼，毫无生机⚡️。所谓学术共同体，就是自由、平等🤸🏽‍♀️、活跃的社会交流平台，包括学会🦸🏽‍♂️、学术会议、相互讲学👯‍♀️、对外学术交流🐫🧑🏿‍🦳、专业学术杂志、报纸等。学术共同体的创建🍾，无形中强化了不同学校的学科竞争与相互借鉴🙇🏻‍♀️，还将学科延伸到了社会🧚🏼‍♂️，促进了学科和社会的沟通。在近代中国学科的现代转型中，凡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学科🐵，都与学术共同体的相对完备🧑🏼‍🔧、十分活跃密切相关。经济学👰🏿‍♀️、尊龙凯时AG、法学等🚰，在学会的组织和活动、专业杂志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学术会议的活跃和高质量等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科🪴，再加上这些学科与社会变革联系紧密，其发展就迅速而强势🙇🏼‍♂️。学科依托社会，社会带动学科，社会和学科的良性互动，是经历史证明了的学科建设的必由之路。而且，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又反过来为社会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动力。按学界比较认同的看法👩‍👩‍👦‍👦，近代中国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产生于戊戌变法时期，其直接动力就是各地的维新派创立了许多学会，办了不少报刊，并力所能及地建立新式学堂。湖南的时务学堂和那里的南学会紧密配合，将新知识通过学会这一平台向社会传播🤱🏼👊，并通过学会提升了学术，从而保证时务学堂教学的高水平；同时还有《湘报》的宣传鼓动👳‍♂️，遂使湖南成为维新运动时期最富朝气的一省👴🏼。历史地看，戊戌变法的最大功绩是首创了一个虽然弱小，但发展强劲的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一些大学随着维新运动的建立和发展，和新的文化生存空间的出现密切相关。辛亥🎱、“五四”之后🤵🏼‍♀️，随着公共文化领域的扩大🏄🏻‍♀️，大学的学科建设迎来了不可多得的黄金时期🌕，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则与之同步👨🏼‍✈️，也开创了一个新阶段。　　

　　本土化是现代学科建设中的难点

　　知识无国界✫，学科全球通🪯。国际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生命线🫸🏽。中国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亦是如此👨‍🦼‍➡️，完全是国际化的产物，几乎所有学科都是从欧美或日本移植过来的。即使像语言学、历史学等，古代中国就有🦓，但完整地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也经历了一个国际化的过程。汉语言学的学科体系🤾🏼‍♀️，是从马建忠在欧洲研究西方语言学后，写出了名著《马氏文通》🧁，才有了语法结构🧏‍♀️🤸🏼‍♂️、词汇识别🦹‍♂️🍁、语言学理论等基本知识，再通过一批由在欧美、日本学语言学的归国留学生如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等人的努力🚕，才逐步建立起来的。没有西方语言学的输入，汉语言学学科不可能在大学立足。历史学也是一样🤰。古代中国确实有很好的治史经验和传统🎎，但并没有形成今天所理解的独立学科，迟至20世纪前半叶🌂，随着进化史观👼🏻🤸🏻、唯物史观🧑‍🦽、新人文史观的输入和新的现代研究理念和方法的采用，才变成一门新学科。和历史学联系紧密的考古学则是李济、梁思永等留学前辈从西方引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际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学科建立和发展的过程。

　　和国际化相比，本土化却是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难点。所谓本土化就是结合中国社会文化实际对学科进行能动的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科创新的过程。和植物的移植大致相仿🫱🏻，现代学科的成长壮大必须逐步适合中国这块土壤。但这决不是被动的适应，而是积极的创新🥰，也就是以现代的理念和方法改造古典的旧传统，让本土的旧文化与外来的新文化衔接🫧，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创新学科。经济学科的发展基本是这样🥶，通过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让课堂教学和学术研究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较好地解决了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发起了“本土化运动”，核心是教学科研、学科建设要结合中国实际🧑🏿‍🍼，知中国👨🏿‍🔧，服务中国👨🏻‍🚀。教材要自编🎸，尽量少用外国教材；研究课题要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服务社会，参与社会。通过与社会的沟通𓀖，学科的发展随之就本土化了，这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的本土化👨🏼‍🔧，而不是故作姿态🟦⏸，为本土而本土。这中间有两个问题常常会使本土化走偏。一是“食洋不化”，在根本没有精通西方文化的情况下，简单地拿来主义，用自己都一知半解的所谓现代文化来推行本土化🚶‍♀️‍➡️，会化成什么样子🧑🏻‍🎄，不言自明。人类文化的基本原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对西方的东西研究得越准确，在与中国本土的结合上才越有效。实际上，学科本土化的过程也是对现代新文化进一步深化研究和运用的过程。二是“食中不化”，中国的东西真正弄通搞懂，融会贯通，并不容易，只有知中华社会文化之真谛💇🏽‍♂️，才可能在学科建设中很好地将西方新学科和中国本土融合创新👳🏿。所以张伯苓在本土化运动中特别强调要懂中国。如果西方的真懂，中国的精通♌️🦸🏻‍♂️，学科建设中的本土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